恭亲王之怒

  恭亲王之怒  Edit 0 1… Author: 雪珥 Source: 中国经营报D7 Date: 3/8/2010 Origin: http://www.pgm.org.cn/museum/culture/specialcolumn/jueban/meili_27/ Content: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向温文尔雅的大清“总理”、恭亲王,终于发怒了。 在给英国公使回复了多封态度和蔼但措辞强硬的信后,恭亲王下令:解散大清国的首支新式舰队,还未正式上任的舰队司令、英国籍的洋干部阿思本(Sherard Osborn)连同舰队全体英国籍官兵一律下岗。  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恭亲王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大清国的枪杆子,必须永远听从大清召唤,必须坚定地服从大清指挥,这是大清国武装力量的基本政治要求,这是不可后退的基本原则。 大清国采购整支海军 这是1863年10月。那支悬挂着黄龙旗、装备着最新式舰艇及武器、由清一色的英国官兵组成的“中英联合舰队”(英国报章的习惯称法,中国史书普遍称为 “阿思本舰队”),正停泊在大清帝国的东部沿海。如果没有这一波折,这支舰队将成为大清帝国及东亚地区的首支现代化海军(北洋舰队在此后11年才出现), 地区平衡、世界军事乃至中国和世界的近代史都将因此而重写。  英国人对这支舰队是全力支持的,自英国议会在立法方面放行之后(详 见本专栏上期),舰队的组建工作飞速进展,英国军方不惜将最先进的舰艇卖给中国政府。负责采购和组建的大清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看中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此人在军界以北极探险而闻名,并曾经亲自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是大清国的老对手了,对中国相当熟悉。李泰国代表中国 政府,正式聘请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任期4年,并且签订了一份共有13款内容的协议。  在“李-阿协议”中,明确约定,阿 思本作为舰队司令,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实际上将舰队变成了李 泰国的私人武装,这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熟悉中国国情的赫德立即给李泰国写长信劝告,但毫无效果。  有意思的是,李泰国和阿思本两人,在这份日后颇多争议并导致舰队计划流产的协议后,加了不少注解,详细解释他们设立这些条文的考虑,但这些注解似乎没有得到中国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中第一条注解明确说明,“我们不得不和善于欺骗和背信的亚洲人打交道,他们会随时以眼前利益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我们毕竟给他们提供的是实质的军事 援助,必须防止这种援助被滥用,给我们自己及大英帝国中我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丑闻。我们要保证女王枢密院所给予我们的巨大权力和责任,不至于被我们自己、我 们的继任者乃至中国政府所滥用。”  从这一注解可看到,李泰国在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与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两种身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身份冲突,也是他一直找不准自己定位的原因。而依照这一注解,整个舰队计划似乎不是中国的政府采购行为,而更像是英国的一个政府援助项目。   李、阿两人在注解中详细说明,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是靠不住的,在没有帝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官员居然可以自行购买欧洲舰艇、自行招募各国水手, “扬子江上的舰艇一半属于(招安改编的)海盗,一半属于此类武装民船”。李泰国和阿思本因此认为,他们经手的舰队必须确保直属于中央政府,以与这些“海盗 们”相区别。  致命的是,这两位似乎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的英国绅士,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李泰国凭什么可以选择性地遵从或拒绝中国皇帝的谕旨。  当李、阿两人在伦敦沉浸于千秋伟业的大梦时,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清军围攻南京(太平天国的“天京”)日急,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忠王李秀成率大军回救首都,上海之围遂解,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收复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恭亲王已经完全不需要依赖阿思本舰队来实现军事救急。 “总统”之争 李泰国会同阿思本制订了将舰队分阶段开往中国的计划后,就携眷赶回了上海,与代理其职位的赫德见面,然后一同赶往北京,觐见恭亲王。   恭亲王给了兴冲冲的李泰国兜头一瓢凉水: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李-阿协议”,舰队必须接受身处前线的地方督抚的节制,才能保证其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李泰国 坚持舰队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他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坚定赞同。双方形成了僵局,多次联席会议均不欢而散。  卜鲁斯于6月16日致函恭亲王,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将关税和指挥权抓在手中,以保证舰队的运转费用和军饷,及不受地方当局节制。  恭亲王则毫不客气地回信指出: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中国效劳,当然是英国公使的职权范围,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则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何开支,这就是亲王的权力范围,不用英国人瞎操心。  其时,卜鲁斯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就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如果也要“坚持原则”,则戈登等军官就必须离开“常胜军”,赫德认为这将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噩梦。   在这些谈判中,赫德敏锐地发现:中国皇帝虽在形式上是最高权威,但这种权威并非无限的。皇帝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在事后,地方事务、包括当地的对外事务在 内都是由地方官员们自行掌管。任何“直属于北京”的舰队,如果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下,其实难以在南方的战事中发挥作用。  经过几轮辩论,最终双方同意在阿思本之上设立一位中国“总统”(总司令),由曾、李推荐人选;而阿思本则担任“帮同总统”(副总司令)。双方达成了五条协议,对舰队的维持费用在内做了详细安排。7月2日,赫德在日记中写道:“解决舰队的事情成功了”。  现在就等着舰队及阿思本的到来。 最后通牒 阿思本的到来却令情况再度恶化。  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舰艇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阿思本本人则率领第二批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舰艇在10月6日进入中国港口。   阿思本到华后,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据他后来所写的备忘录,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大挖他的墙脚,其代理人积极游说阿思本舰队官兵,承诺更高的薪水,甚至可以将 第一笔报酬先打入这些官兵的英国银行账户。阿思本在备忘录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大吃一惊,随即开除了牵涉其中的14名官兵。这加剧了他对李鸿章的不信任 感。  阿思本于9月25日到达北京,获悉了李泰国此前与总理衙门达成的五条协议,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不仅与此前的协议大相径庭, 而且海军舰队要听命地方政府,这是大忌,“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难怪他们无论陆战和海战都要打败仗了。”他认为,此前所签的官兵雇佣协议,前提就是他必须 作为舰队司令,如果另设中国统帅,那这些合同就全部无效了。  随后,阿思本将自己对李鸿章的怨愤都发泄出来,“李鸿章是个能干的 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就是想削弱我的权力,然后可以更好地驾驭我或抛开我,就像他对其他欧洲军官一样。”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西方 文明,推进全人类的商业利益,如果听命于李鸿章,这些从英国海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士,就和被李鸿章招安而来的海盗们没有区别了,“联合舰队就会从蒙上帝 赐福的舰队,堕落到被中国人民和在华欧洲人诅咒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如果在这问题上软弱,就会如戈登那样被李鸿章玩弄。”  强悍的阿思本和李泰国两人联手,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唯一能在其间回旋的赫德,则又已经南下上海,出任他的“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口及宁波关务”。   在没有赫德斡旋的情况下,只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阿思本就直接给恭亲王写信,指责恭亲王的决定“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中国来是为皇 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衙门认为‘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的常理’,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 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   其后三周,李泰国和阿思本在总理衙门“诱骗、争论和咆哮”,恭亲王均未露面。  10月15日,作为“客卿”的阿思本居然向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的协议,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在这封“最后通牒”中,他辩护说自己和李泰国的一切言行均严格执行了恭亲王最早的指令,抱怨中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  他的信终于激怒了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大清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甩出了重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但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卜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人员、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   这一争论,令大清国损失了80万两白银。但经此折腾,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 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阿思本舰队解散后十一年(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恭亲王再度拍板,向英国采购军舰,但从舰队司令到普通水兵,都是清一色的大清子民,这就是日后大 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后人无从得知,恭亲王在枪杆子问题上如此坚持原则,究竟为大清国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因内忧外患而危在旦夕的政权,此后又 支撑了40多年之久,并且还时不时地迸发出貌似中兴的星星之火……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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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Edit 0 4… Author: 郑曦 Source: 当代中国出版社 Origin: (部分)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41523.html1867年8月4日 清国的官式学堂(图片:教育是近代中国变化很大的文化领域之一。透过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科举制度终将废除,形式学堂茹雨后春笋般出现,西学东渐,带动了思想启蒙。图为教会学校的学生跟着洋人教习仔学习拉丁文)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1523_25983.html1871年12月28日大清国将向英美派遣留学生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1523_25984.html 1872年9月15日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 (图片:1872年清廷首次选派30名儿童赴美留学,其中有24人来自广东省,图为这批出洋取经的中国子弟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前合影。)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1523_25985.html 1859年11月16日 美使华若翰北京换约记 (pdf中) 1867年6月3日 特写:驻清国的美国领事们 (pdf中) 1868年6月6日 蒲安臣出使美国 (pdf中) 1869年1月25日 拿破仑三世借鉴清国外交使团 (图片:清政府总理衙门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北京条约》订立后,清政府成立专办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 (pdf中) 纽约时报晚清观察.pdf 2 MB 1860年7月31日 契约华工的悲惨境遇 (图片:鸦片战争以后,秘鲁、古巴等国大肆从事“苦力贸易”,从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省诱拐掳掠男丁,贩至美洲和澳洲充当廉价劳工。图为被白人蔑称“猪仔”、成群运往海外做苦力的华工,一张张模糊的面容,预示着他们前途未卜的命运。) (图片:即将从青岛赴欧洲的中国华工)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1523_26030.html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1523_26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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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与留美幼童-

  容闳与留美幼童  Edit 0 1… Origin: http://www.zhuhai.gov.cn/xxfw/zzjg/szsydw/sbwg/ronghong/zglmyt/rhylmyt/200708/t20070808_18694.htm Content: 容闳与留美幼童 01、1867年,总理衙门聘请即将回国御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前往美国。在 美期间,蒲安臣以“钦差大臣”名义与西华德缔结中美“续增条约”。也就是所谓《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条:“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需照 相待最惠国人民一律优等”。这一规定造成幼童留美大气候。 In 1867, former U.S. diplomatic minister to China Anson Burlingame was designated by the Zhongli Yamen (“Office for Foreign Affairs”) as imperial envoy charged with the conduc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February 25, 1868, he set out for the U.S. as an imperial commissioner. In July,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H. Seward, he signed the Burlingame Treaty, guaranteeing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to each country’s residents or visitors in the other nation. This created a climate for sending Chinese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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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森・蒲安臣與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之中美關係

安森・蒲安臣與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之中美關係  Edit 0 1… Author: 黎國珍 Li, Guo-Zhen 輔仁大學 Date: 1980 Content: 本文主旨在說明安森.蒲安臣在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年間的中美外交關係史上所擔任的要角。第一章中分析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和實用原則,清朝外交上的應對及 一八六一年前中美關係的背景,第二章論述中美兩國外交的新方向,安森.蒲安臣被派任美國駐北京公使,同時在中國,也因為「同治中興」而有一些新的作風。第三章討論蒲安臣在中國力倡「合作政策」的意義與實踐。第四章討論蒲安臣因深得中國政府的信任,代表中國出使歐美的經過,並檢討蒲安臣條約及其出使的成敗。第五章提出繼蒲安臣任使的美使勞文羅斯做為現實派代表,與理想派的蒲安臣做一比較,以應合第一章中所提出的理想與現實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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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龙旗下的英国舰队

大清龙旗下的英国舰队  Edit 0 3… Jessica’s Note: the historical fact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might not be accurate. According to Williams’ book and Ring’s dissertation, Robert Hart was not yet named to head the Customs when the order for the fleet was placed. It was another British, Lay, Hart’s predecessor, who suggested it. He was fired from the post because of the “Lay-Osborn Flotilla” affair, and Hart was named to succeed him. Author: 雪珥 Date: 10/27/2008 Origin: http://blog.163.com/snowswords@yeah/blog/static/12143914020096481920570/ Content: 1863年的春夏之交,一支火力强大的舰队,从英国启航,驶往中国。 金发碧眼的英国海军官兵驾驶着每艘军舰,舰桥上高高飘扬的,却并非大英帝国的海军旗,而是一面奇怪的新旗:黄色的对角交叉线贯穿绿底,旗帜中间是一条舞动的青龙。 这是大清帝国中西合璧的首面军旗,它导引的这支舰队,就是西方军史宣称的中英联合舰队(Angelo-Chinese Squadron)或中欧联合海军(European Chinese Naval),被历史学界多称之为阿思本舰队(Osborn Fleet)。当然,采购该舰队的大清帝国从未承认过与他国共享该舰队主权。 这是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下痛下决心建设的第一支海军,采用了完全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的方式:所有舰艇均采购自英国,舰队官兵也都从英国海军中招募。 大清国从对抗太平天国而造成的拮据的财政中,挤出巨款购买此舰队。而英国朝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议会经过多番争辩后,同意了向中国出口军舰并提供海 军人才,希望因此加强自己与大清国的“友谊”,抗衡法国和俄国在远东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因此,这支舰队虽然吨位并不重,却依然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 技术,其中的江苏号(Kiang-Soo)采用了不少专利新技术,其最新式的引擎速率甚至达到普通引擎的7.5倍! 这样一支深受中英两国政府支持的舰队,却在诞生后不到半年,即在双方激烈的口水战中沉没,而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迷团…… 大清国来的大订单 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后,清廷的统治面临入关200多年来最严峻的考验。 1861年,作为清廷外籍雇员的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在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right-Bruce)的支持下,建议清政府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估计费用不到100万两。赫德建议说,此费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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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地铁”

大清国的“地铁”  Edit 0 1… Author: 雪珥 Date: 7/1/2010 Content: 老外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大清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慢摸”不同,老外们使劲在水里倒腾。既然大清国坚决不同意,那自然就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见红灯绕着走”了 城市未必让生活更美好,却绝对让生活更八卦,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轧闹猛”(爱看热闹),是围城内的“城里人”和围城外的“乡窝人”的极少数共同点之一。打从洋人来了,上海人就几乎没有断过西洋景可看。只要 是新鲜玩意儿,即使没有组织上统一安排,“阿拉们”照样扎堆欣赏,丝毫不会流露出保守颟顸的囧样,难免令人会因此而确信大清改革真乃民心所向。 天后宫附近的苏州河二摆渡北岸(在今河南北路和塘沽路口),矗立起了一座崭新的西式建筑,这就是日后人称“火轮房”的所在。“火轮房”附近,一 早就是人山人海了,一辆辆或中式、或西式的马车从城里逶迤而来,车上的乘客们衣着光鲜,辫子梳得油光铮亮,在七月的烈日下散发着头油的怪味。 这是1876年7月4日,“吴淞铁路”试运行的第二天,1000名与外商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商人,被邀请至此开洋荤。而前一天的试运行,贵宾们全 部是驻沪的老外们。英国著名的《图片报》(The Graphic)画下了当时的盛况:在用秸秆编成的围栏外,乡民们张大了嘴看着这头铁马奔驰,一个孩童躲在大人的背后,却又努力从人群缝隙中观看。 这是大清国第一条营运铁路。这一改革的新生事物,似乎受到了大清人民的热烈欢迎。7月3日,铁路正式向公众营业。《申报》记录:“到下午一点 钟,男女老幼,纷至沓来,大半皆愿坐上中两等之车,顷刻之间,车厢已无虚位,尽有买得上中之票仍坐下等车者。迨车已开行,而来人尚如潮涌至。” 但是,这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地下铁路”——没有经过大清国政府批准的违章建筑。 上海开埠之后,成为中国连结世界的交通枢纽。但从吴淞口开始,黄浦江河道严重淤积,大型船只无法直航上海港(外滩附近),而疏浚难度大、成本 高。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英国,其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高达70%。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玛(Thomas F. Wade)在1866年向中国政府请求,准许英商修筑淞沪铁路,以提升吴淞港与上海的物流通行能力。但此议未获批准。 三年后(1869年),世界交通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苏伊士运河开通,蒸汽轮船迅速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天至60天。上海与吴淞之间的物流交通问题,更为凸显。 而在远比上海落后的横滨,美国人从日本政府获得了横滨-东京铁路修筑权,横滨迅速崛起,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指出:“在大清帝国建筑铁路的再次努力,是受横滨-东京建筑铁路的刺激的”。 虽然列强的努力,在大清政府的坚决反对下基本无效,但事实上,包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内的大清改革操盘手们,已经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与经济建设中的战略作用。 1875年初,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即位。李鸿章前往北京奔丧,拜见了大清总理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浦至北京一线,以便南北转运。此前,李鸿章曾经向中央多次“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 李鸿章如此焦虑,是因为外患并未消弭。俄国和日本一熊一狼,同时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发难。李鸿章提出,只有兴建铁路,才能加强西北和东南的国 防:“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万国蹜伏,三军踊跃,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倘如西国办 法……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 李鸿章甚至还提出,铁路是商战的关键所在,“军国之大利也”。他分析道:“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 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 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 根据李鸿章写给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信,对于他的大声呼吁,“常务副总理”文祥只是“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虽然“亦以为然”,但是却担心“无人敢主持”。李鸿章还建议恭亲王,可以“乘间为两宫言之”,恭亲王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文祥的“目笑存之”是赞许和无奈,这位开明、睿智而且极为廉洁的高级干部,太了解官情、国情、社情了,不少西方人都记载下了他的改革思路:中国 必须改,但必须稳步改,否则会事与愿违。而恭亲王与两宫太后,更多地也是畏惧于仓促改革可能会再度激动民心,百姓久乱思治,这种涉及征地、拆迁、移坟乃至 改变风水的“猛药”,再苦口、再有利,也可能会导致休克。而大清国最怕的,就是休克后再也醒不过来。 几番讨论的结果,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停一停,看一看,郁闷的李鸿章“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老外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大清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慢摸”不同,老外们使劲在水里倒腾。既然大清国坚决不同意,那自然就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见红灯绕着走”了。 最早想“绕着走”的是美国人。早在1872年,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O.B.Bradford)就开始“忽悠”大清政府,请求修建从上海 到吴淞的一条“马路”(Carriage Road),并在次年成功地拿到了土地批文。毕竟,“马路”一词,并未严格界定其上是否还有两道铁轨,足可以先瞒天过海,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国就范。但这一 行为,被美国政府阻止,因为在1868年中美两国于华盛顿签署的“蒲安臣条约”,明确规定美国不得干涉中国有关电报、铁路等的建设。 美国的表兄弟英国却并不受这样一种条约义务的制约。美国人于是将这个项目转让给了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怡和洋行组建了一个项目公司“吴淞铁路公司”(Woosung Tramway Company),但为了继续蒙蔽中国政府,他们同时注册了一家掩护用的“吴淞道路公司”(Woosung Road Company),将“铁路”一词隐藏起来。 “吴淞道路公司”立即行动,开始修路,大清国的第一条“地铁”即将诞生……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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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Edit 0 1… Author: 雪珥 Source: 中国经营报 Origin: http://www.cbmedia.cn/html/03/n-57603.html Date: 5/14/2010 Content: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一对相恋相爱的年轻人,因命运的作弄而难以相守,甚至因爱成仇。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 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奕,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做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 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即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 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 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 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唔,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 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 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是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是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 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 (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 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 “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 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 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但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 “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 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 威望,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 (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 ,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多尔衮、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慈禧太后/醇亲王 奕譞、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 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 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 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 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天平的砝码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间的和谐。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 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而下达,太后们更多地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 “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 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 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儿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 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 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 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 王”头衔(参阅本专栏1月11日《大清总理恭亲王》)。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 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 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 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 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 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 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 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 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1881 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 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参阅本专栏上期《“窝囊”王爷 绵中针》)。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 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 260多岁“高寿”的主要原因?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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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Edit 0 1… Author: 雪珥 Date: 3/21/2010 Content: 一份定情礼物越过了大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到了大清首都北京。这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油画肖像,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指令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由专人临摹复制著名画家斯图尔特(Gilbert Charles Stuart)的作品,赠送给大清国作为礼物。 这封礼物的收件人,是大清国外交部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畬,一位在恭亲王的力保下,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老干部。而这背后,则是美国政府对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领导集体的一种友好姿态。 美国尧舜 时年72岁的徐继畬,是大清国官场中相当著名的有自由化倾向的大右派。他受到美国人的推崇,主要在于他将美国国父华盛顿描绘成了美利坚的尧舜。 徐继畬于1848年写就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在述及美国时,徐继 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其视为西方最伟大的人物,并将其放到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中进行对比。他认为,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 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 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 徐继畬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上,至今为人凭吊,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还引用此文。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之高,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想象,美国公使蒲安臣专门向美国国务院做了专题汇报。当徐继畬复出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主持大清国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文馆”后,美国政府决定向他赠送华盛顿的画像。 这幅华盛顿画像的原作者斯图尔特,是美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华盛顿的肖像,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题为《图书室》,该画中的华盛顿头 像被印在了一美元钞票上,广为流传,其复制品在当年成为美国政府及议会向国际友人赠送的国礼。徐继畬所收到的,应该就是这幅画的摹本。 大清右派 徐继畬写作《瀛环志略》,是因为深受鸦片战争的刺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福建任官,直接见证了战争。此后,他一直在福建,累迁到了巡抚,并且代理闽浙总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了《瀛环志略》,全面介绍了世界地理、风物人情、军工器物乃至政治制度。 与之前“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不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还“睁眼看中国”,第一次不再端着天朝上国的架 子,书中也很少出现“夷”之类的蔑称。最为关键的是,徐继畬大大超越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包括政治体制的观点。 一位省部级高干,居然明目张胆地宣扬西方政治体制,贬低大清的社会制度,自然遭到了守旧者及政敌们的广泛打击,他被抨击为“轻信夷书,动涉铺张 扬厉”。按照美国学者龙夫威(Fred Drak)的说法:“因为他(徐继畬)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 最为痛苦的是,在最猛烈的攻击他的敌人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850年,因为一名英国医生及一名英国牧师租住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引起谣 传说英国人将来进攻,正在福建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鲁莽地要求徐继 驱逐英国人,并且备战,遭到徐继畬的反对,便告上了北京。咸丰皇帝很重视,派员调查,结果发现整个福州城内仅有5名洋人而已,完全是风声鹤唳。但徐继畬依 然被迅速内调,从一个封疆大吏改任“弼马温”(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主管皇家的马政,相当于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汽车管理处),不久便下岗回到山西老家。吊诡 的是,徐继畬走后,福州的“爱国者”们便不再限制洋人入住,“神光寺事件”其实成了驱逐徐继 的一场权争游戏。 徐继畬下岗后,他的《瀛环志略》也是“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倒是在日本先后于两次翻刻,风行一时,这倒与《海国图志》命运相仿——1862年,日本维新人士高杉晋作随同“千岁丸”前往上海,就吃惊地发现在日本畅销的《海国图志》居然在大清国绝版。 东方风来满眼春,1865 年随着英法联军的撤退,执政的恭亲王决心在推进改革方面,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外交事务需要像徐继畬这样的老右派来推动一下。于是,大清组织部门 一纸调令,赋闲了13年、年逾七旬的徐继畬“临老上花轿”,并且从原来的“从四品”一跃到了“正三品”,焕发了政治上第二春。美国传教士、与恭亲王有着密 切关系的丁韪良(W. A. P. Martin),对此评价道:“他的复出是好的迹象,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举国皆盲人,独眼称大王。” 随后,恭亲王又大力推荐徐继 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认为他“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徐继畬到任后,同文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与倭仁等守旧派的激烈冲突中(参阅本专栏2月22日《改革的阳谋》),徐继畬成了恭亲王最为得力的助手。 美国国礼 就在恭亲王、徐继畬等,为同文馆的改革而与倭仁等相互斗法时,美国人及时地给这位大右派送来了国礼。没有史料显示,美国人是否想以此给中国的改 革派增加点砝码,但是,美国人却毫不掩饰地承认,赠画的目的正是希望恭亲王、徐继 等,能在同文馆这个大清国的干部摇篮中,大力宣扬美国精神。 1867年10月21日,简朴而郑重的赠画仪式,在总理衙门内举行。主持赠送仪式的,是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随行的有作为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卫三畏(Wells Williams),此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中国官场有相当人脉。蒲安臣15岁的儿子沃尔特(Walter Anson Burlingame)也随行观礼。 美国官方十分重视这次赠送仪式,美国国务院专门向蒲安臣发布了详细的指示,对仪式上的措辞等作了细致的安排。相对于官方干巴巴的记录,小沃尔特 在两天后写给爷爷的家信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的全过程,并且毫不掩饰那种能见到“控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的欣喜。 根据小沃尔特的家信,举行典礼的地方,是总理衙门内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只有30平方米左右。显然,总理衙门内家具和装潢之简朴,办事员们穿着之 朴素,都大大出乎小沃尔特的预料。他所不知道的是,大清国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并且以恭亲王领衔,却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给总理衙门安排的办公室,相当破 败,以此表达内心对“夷务”的蔑视。 中国官员们陪同美国人在圆桌旁坐下,蒲安臣身边是徐继畬,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看上去“没几天好活了”;徐继畬边上则是主持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 祥,在小沃尔特看来,文祥相貌堂堂,身材很好,充满智慧,“不像普通中国人”。蒲安臣事后向美国国务院发送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总理衙门的成员们都出 席了仪式,但从小沃尔特的家信中,可以确认,总理衙门的一把手恭亲王没有出席。似乎并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显然,恭亲王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类似的礼仪性 活动,但人们依然能随时感觉到他的存在。 蒲安臣首先发表了致辞。他说,华盛顿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光辉也必将闪耀在中国。他说,华盛顿所实践的,正是中国孔夫子的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We should not do to others what we would not that others should do to us.),中美两国应当互相学习,加快改革和进步。 徐继畬做了答谢词后,众人就起立,围观那幅华盛顿的画像,并就广泛关心的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大人们讲话的时候,仆人们络绎不绝 地端上了各种点心,把小沃尔特高兴坏了。细心的主人还为客人们准备了刀叉,小沃尔特埋头大吃他盘子里的各种糕点,而主人们也不断地给他添加,最后实在是撑 饱了。在他的家信中,孩子还写道:“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好感。必须承认,中国人就是东方的新英格兰人(即美国人)。” 美国各大报纸对此赠画仪式都纷纷作了报道,一时之间,这幅画成为恭亲王为首的中国改革者们牢牢掌握权力、并且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象征。 美国干部 赠画仪式前几天,蒲安臣曾征询总理衙门意见,赠送仪式究竟在总理衙门还是美国使馆进行。其实,美国政府很希望中方能同意在使馆内进行,但他得到了毫不含糊的答复:在总理衙门内举行。外交无小事,要在自己的外交部内接受国礼,这毫无疑问必须经过恭亲王的首肯。 那时的大清上下,对美国都充满了好感。列强之中,似乎只有纯朴的美国牛仔是真心帮助中国的,从“洋枪队”首领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到总理衙门的丁韪良等,都表现出了与他国人士不同的品性,甚至连美国派驻大清国的“钦差大臣”蒲安臣,也在国际纠纷中努力帮助中国,解散阿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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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录副奏折

军机处录副奏折  Edit 0 1… Title: 奏为遵旨办理美国使臣蒲安臣行驶俄国病故情形并恭缴御章事 Source: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Archive#: 03-4653-142 Date: 4/15/1870 Description: This original royal decree is at China’s First Historial Archives. Content (Transcribed): 总理衙门片 再前因出使各国大臣蒲安臣行抵俄国身故经及衙门奏请优即同治九年四月初十章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美国使臣蒲安臣病故现筹备理情形等因钦此由军机大臣送旨经前来现在及衙门业已钦递备理讫理 合将御章恭缴为此附片谨奏 同治九年四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书 旨知道了 钦此 Title: 奏为代奏章京志刚孙家谷奉旨出使各国谢恩事 Source: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Archive#: 03-4634-012 Date: 1867/11/3 Description: This original royal decree is at China’s First Historial Archives. Content (Transcribed): 再臣等于十一月初一日奏请预谕日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出使西洋各国一摞 (?)事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何(?)员前往有约各国整理中外交涉事务一摞(?)等因钦此前授章京志刚孙家谷呈孙(?)负恩命出使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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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友好交往的第一人——蒲安臣

中美友好交往的第一人——蒲安臣  Edit 0 1… Origi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14b110100cfaa.html Author: 张永东 Content: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的最老的文明古国, 而美国的历史从建立到现在也不过只有二百来多年。一千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文 明和富裕国家的标志,一千前后美国又成了世界文明和富有的标志。一千年前的 世界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二百年前当美国国家才刚刚建立时,中国这个“天朝 大国”还根本看不起这个刚被发现的“新大陆”的国家,有谁知道只过了二百多 年的时候,美国已成世界最文明和富裕的国家,一千年前的中国的那种文明和富 裕现在却被美国取而代之。 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一千年前由于美国还是一个未曾被人发现的“大陆”, 自然也就不存什么中美两国关系可言,因此中美关系可谈的历史也不过只有二百 多年的历史,在这二百年里中美历史之中,中美之间也曾有过一段较好的时期, 清朝后期中美就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久西方在与中国打 交道深感相互没有官方的外交代表的不利和不方便。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 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在写给包令的信中提出:“争取英国国王得有一位代表 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七六九页 。)英国公使包令,会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于一八 五四年,与清政府官员进行修约交涉,在包令向长芦监政崇纶等所递“清折十八 条”中,第一条提出“英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第九卷第三四三页。)结果被咸丰帝拒绝。本来公使驻京这是一个国家与另一国 家交流的驻他国代表机构,他有利于双方的相互交流,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 但是“公使驻京”问题在中国却碰到了许多阻碍,这种阻碍首先来自清廷内部, 清廷内部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打破传统的中国民众的习惯,特别外国公使驻京, 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都会给当时保守的清政府的 统治带来危机,自然保守的清政府不愿意“公使驻京”。 后来因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英订立《天津条约 》,该条约第二款写道:“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 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第三款规定: “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右要京师,或长期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 国谕旨遵行。”中国这才被迫同意上述条款,同意“公使驻京”。 《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西方国家的公使开始陆续来到北京。咸丰十一年 二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首先来的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他 最先到达北京。第二天,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六月初一日 (七月八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一八六二年七 月二十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到达北京。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是第一批驻 京的外国使臣。而第五位到京的德国公使却费了很大的周折。德国公使是外交官 林波伯爵,一八六一年,他担任普鲁士东亚使团首领,与清朝驻天津的三口通商 大臣崇厚谈判,双方签订第一个通商条约《通商章程普后条约及海关税则》。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辑,第一七一页。)清政府承认普鲁士和其 它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允许与商业上的权利和治外法权,即包括一八五八年《 天津条约》的一切条款。但是,清政府拒绝普鲁士和其它国家公使驻在北京。 “提议在将这项权利推延十年”,后来“这个延迟的期限终于缩短为五年。”不 过,德国第一任驻华大使李福斯经过周折仍然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到达上海, 而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五年间,开始充任德国与中国的参事和公使。 随着外国公使驻京,清政府也开始设立专门的外事机构,本来清政府的对外 事务,在中央机关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院管理。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一八六一年 一月十一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查各国事件,向由外事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来各路军报络 绎,外国事务,头绪论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 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王大臣领之。”(《第二次鸦 片战争》(五)第三四一至三四二页。)咸丰帝于十二月初十日(一月二十日) 以布谕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 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防。” (《筹办夷务始末》第七二卷,第二六九二页。)咸丰谕旨中增加了“通商”两 个字,显然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责限定在通商的范围,后因奕訢再次上 奏说明,才准奏节去“通商”二字。 外国公使驻京后,封闭了几千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国 人,和“金头发蓝眼睛”的公使家属,自然引起中国一些官员的惊慌,一些人还 把外国公使当做“妖魔”,这些外国走到那里,那里就围了一群好奇的观众,虽 然也有理智的人对这些外国投以好奇的眼光,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抱以仇视的眼 光。这些就迫使一些外国不得不向清政府提出保护的要求。据英国公使参赞威妥 玛说:“该国人出行街市,辄遇间杂人等围绕指辱。”他向清政府要求:“于该 馆设立官人马匹,以便随同出入,弹压闲杂人等,其经费由该国自筹”。于是, 奕訢向皇帝所告:“随即札令顺天府转饬大,宛两县,挑选役四名,马四匹,由 臣等交英国使馆寓,作为听差用。”“此项人役,谕令于该国人出行时,跟从照 料,如有不应到之处,即令其告知该国之人,不可前往,免致别生事端,并严饬 随时小心,勿稍疏忽。其马干口分,若令该国自给,殊不足示大方,已饬承办之 大(兴),宛(平)两县,令核实给发,勿任浮冒。”(《筹办夷务始末》咸丰 朝第七六卷,第二八一二至二八一三页 。) 由于最初到京的外国“公使”,清政府基本采取了一种友善的态度,这样也 就使外国公使在中国开始立足,而到了同治年间,由于中西关系的大为改善,外 国驻京的公使也开始大量增加,除了原来已来的五国公使外,又增加了比利时、 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日本、荷兰等国的公使,北京的东交民巷也 就开始成了中国著名的外国使馆区,从而也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 流。特别由于美国公使蒲安臣不仅第一位驻华的公使,同时也是一位有才华,有 见识的外交家,这样他也成了以后帮助中国第一位认识世界外国人。 辛酉政变后,中国过去的那种完全敌视西方的政策也开始有所缓和,清政府 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由中外对立到“中外同心”;在 经济上由盲目排外到热心洋务;在军事上由拒绝洋兵到“借师助剿”。中外关系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这些政策的转变,都与当时的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訢这 些最高决策者分不开,他们开始认识在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鸵乌政策,对中 国长远发展不利的,开始主张对西方各国采取“合作政策”,并且还确定清政府 新的“抚夷”的对外总方针。 清政府这一政策的最早是由恭亲王奕訢等人提出,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 奏《统计全局折》,提出了“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对外政策基本点。在奏 折里,他们认为应该改变中国历代的“御夷之策”为“信义笼络”。他们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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