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史关键人物蒲安臣铜像揭幕2018年11月16日

    https://www.burlingame.cmai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Unveiling-of-the-bust-of-Anson-Burlingame美中关系史关键人物蒲安臣铜像揭幕【美国华人圈】.mp4     中國藝術家周立民捐贈蒲安臣雕像 你知道吗硅谷重镇Burlingame 这座城市名称的来历吗?1861年6月14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派Anson Burlingame為驻华大使,之后他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蒲安臣」。1867年11月16日,他在北京任期结束时,他接受清政府委任代表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全权代表。因此,蒲安臣成為唯一的已知使者,回到原来派他的国家,但作為代表另一个国家的大使。 他代表中国与美国谈判达成的1868年《蒲安臣条约》将对双边关系產生持久的影响。与当时如此普遍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该「条约」以「国家平等」為基础,保证了对另一国公民的平等保护的对等性。 如今在这个特殊时期,2018年11月16日,在美国国会议员及加州议员支持下,Burlingame市长市议员发起,Burlingame后人,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任发强及几百位市民聚集在市图书馆纪念条约150週年,同时為中国艺术家周利明製作的Burlingame铜像揭幕,缅怀这位深具前瞻性正直无畏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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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龙之舞 晚清版的中美战略对话

  鹰龙之舞 晚清版的中美战略对话  Edit 0 2… Author: 雪珥 Date: 5/31/2010 Origin: http://blog.163.com/snowswords@yeah/blog/static/121439140201043193948238/?fromHistory Content: 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南中国的海风中猎猎飘扬。 演武亭前方的海岸边,已经搭起了一座巨大的临时建筑,中西合璧,类似欧洲的凯旋门,又类似中国的牌坊。两侧一字散开的立柱上,对称斜插着中美两国国旗。牌坊的两个主塔上,是两国国旗,而中间的横额上,则是灯泡组成的两国国旗图案,即使在夜晚,也能让国旗才熠熠生辉。 这是1908年10月30日,厦门。 在大清海军“飞鹰号”驱逐舰的引领下,8艘涂抹着耀眼白色的美国战舰,披挂满旗,徐徐进港。在港内迎接的大清主力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同样披挂满旗,此时开始整齐地鸣放19响礼炮,美国军舰则鸣炮还礼,炮声震耳欲聋。 到访的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环游世界的远洋舰队“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以舰身涂抹白漆而得名。这是美利坚面向世界的第一次武力炫耀,而在亚洲,它的威胁目标就是日本。访问中国的,是“大白舰队”的第一、二分舰队,集中了“大白舰队”一半的主力舰。 唐绍仪本来期待的,是与罗斯福总统的战略会谈,一旦缔结三国同盟,整个世界历史将因此而改向…… 1908:中美德同盟流产 中国政府对“大白舰队”的到访十分重视,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总参谋长(军咨大臣)毓朗亲自主持欢迎仪式。 早在舰队到来前的6月份,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外交部长(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我本人对于美国政府宣布其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中国民众也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 了,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却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在此前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中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 理解到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和重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将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有任何事阻碍这次访问。中国人 民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停泊在厦门港口的美国军舰,允许大清民众们上舰参观,美国水兵们每天忙着接待脑后拖着大辫子的游客们。 与 此同时,美国的报章上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即将到访的中国特使唐绍仪。公开的报道指出,唐绍仪此行是为了感谢美国归还庚子赔款,并且就开发满洲(中国东北) 与美方会谈,而实际上,唐绍仪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对话使命:响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号召,推动和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为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与唐绍仪举行秘密会谈。 三国已经为此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外交。主持外交工作的袁世凯认为,同盟不仅可以抵英抗法、防俄制日,更能保全龙兴之地东北。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对抗英日同盟,而美国则是对英日俄法四国破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满,同时遏制日本的崛起。“大白舰队”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其目的之一就是向日本示威。此外,美国还做了一连串的动作: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不久担任总统)访华,重申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坚定地奉行“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向中国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则已经做好针对日本的军事准备。 中、美、德三国同盟似乎即将瓜熟蒂落。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网,在唐绍仪尚未启程时,就得悉了情报,并且成功地在唐绍仪途经日本时,将他拖延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日本加大外交攻势,对美国多方让步,认可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放弃对美国“排日”政策的杯葛,换来了美国对日本在东北亚特殊地位的认可。 11月5日,唐绍仪从旧金山登陆美国本土,并没有察觉日美的秘密外交。3天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11月30日,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然而,就在这天中午,日美两国签订了《罗脱-高平协议》,因帝后逝世守国丧而不得剃发剃须的唐绍仪,被迎头打了一闷棍,越发地形容枯槁。 三国同盟已经化为泡影,唐绍仪的使命从“战略对话”降低为了“战术对话”。到达华盛顿的第三天(12月2日),他与即将卸任的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谈,主题只能围绕着技术层面展开,双方探讨了美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协助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事宜,并就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进行了探讨。 1909年1月2日,唐绍仪的靠山袁世凯因“健康原因” 离奇而突然地退居二线。罗斯福总统收到电报后,当天就致信德国皇帝,认为袁的下台,表明“中国人不管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难以执行任何既定政策,我们除了和他们更为慎重地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选择。” 总统在这封信中解释道,他十分担心三国同盟会被中国误读为美、德的担保,从而刺激中国更为敌视日本,而美国和德国并不能在一场中日冲突中为中国提供任何支持。 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同一天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久,塔夫脱接任美国总统,在接见唐绍仪时,告诫他今后办理外交务必注意保密。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转引日本高层的评论,认为唐绍仪使命的失败,正在于低估了日本对美外交的能力和手段。日本抢在唐绍仪之前,与美国签订《罗脱-高平协议》,不仅成功地瓦解了中美德之间的战略同盟构想,而且还成功地让袁世凯在国内颜面丧尽,逼退了这位最令日本人忌惮的“反日派”。 唐绍仪黯然回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这次美国之行的唯一收获,就是出席了其次女伊莎贝尔(Isabel)与新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之子亨利(Henry)的婚礼。这个被全美各大报争先报道的婚礼,丝毫也不能掩盖唐绍仪的悲哀:他本来以为是能促成中国与美国、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场更为光彩夺目的联姻的。 【版权声明】 本博客文章均系雪珥原创,除了非盈利性的网站可自由转载外,其它任何形式的转载都应事先获得书面许可(请使用本博客站内留言功能)。转载者请务必注明“雪珥传播授权转载”的字样及本博客的链接。为了保障雪珥传播及各相关媒体的权益,雪珥传播的法律团队可能会对未经授权的转载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谢谢理解和配合! 美国公使的“合作政策”,令中国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战略定位;当他转身代表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后,则奠定了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基调…… 1868: 中美同志加兄弟 中美之间,本没什么“战略对话”:天朝大国,连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没看上眼,何况美洲殖民地这小小的“化外之地”。 美国独立之后,竭力在经济上摆脱英国的强力束缚。1784年,“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帆船成功开通纽约到广州的航线,掀起了到中国淘金的狂潮。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很快就越过其它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受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的委派,出任此职。 美国当时的对华战略,还是延续紧跟英法的一贯政策。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给蒲安臣的指令是,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解,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英、法)一致的。无疑,英、法公使已按促进所有西方国家利益的态度行事。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 此时,美国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根本无暇东顾,蒲安臣本人因此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缔造者和实施者。他将“与英法协商与合作”,扩大到了“与中国协商与合作”, 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他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 在蒲安臣的主导下,美、英、法、俄四强国,在中国都奉行了“协商合作政策”。当时英国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法国公使柏德尔密(Jules Berthemy)、俄国公使巴留捷克(General L. de Balluseck),连蒲安臣自己,姓氏开头字母均为B,所以,“协商与合作”政策又称“四B政策”。 蒲安臣任内,以自己的行动给大清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米夷”(当时还沿用日本翻译,称美国为“米国”)形象。1866年8月18日,一艘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到 朝鲜进行贸易,遭朝鲜拒绝,发生冲突,对峙十多天后,朝鲜军队发起火攻,舍门将军号被焚毁,包括美国船长、大副在内的水手们全体被杀。中国官员一看事态严 重,表示朝鲜虽是属国,但中国无法对此负责。蒲安臣一方面要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派军舰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急电华盛顿要求阻止军方可能的武装报复,给中国留 足面子和后路。这就是中美和朝美关系史上重要的舍门将军号事件(General Sherman Accident),据说金日成的祖上就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美斗争”,但未得到史学界的认可。 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蒲安臣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翻译的法学名著《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即“国际法原理”),作为礼物送给恭亲王。恭亲王大喜,以官方名义正式出版,并迅速运用于国际交往实践,成功地处置了多起国际争端。据说一位法国外交官愤怒地说:“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的麻烦的!” 早在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瀛环志略》一书中,就对美国推崇备至:“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而蒲安臣在中国所推行的“协商合作政策”,令中国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美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信赖的洋兄弟,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在此后中国所经历的历次外交风波、乃至甲午战争中,美国都成为中国首选的调停人。总理衙门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 势各相等, 其中美国最为安静, 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评价说:“米夷质性淳厚, 于中国时思效顺”,薛福成则认为:“方今有约之国, 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强……美国自为一洲, 风气浑朴, 与中国最无嫌隙”。 蒲安臣任内,曾经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些备忘录,希望中国改革自强,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看作一种特殊的“战略对话”。恭亲王评价“其人处事和平, 能知中外大体”,而后世曾在北洋政府担任代理总理和代理总统的周自齐,认为“蒲安臣为人刚直坦易,而娴辞令,明法律。恒以中国为守礼之邦,地大物博,必为全球第一大国,愿为中国效力。所上条陈皆富强之要,切实可行。”可以说,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大清国政府几乎将迷失在内忧外患的浓雾之中,蒲安臣的“合作”,令恭亲王等找到了在当时的国情之下最能维护中国利益的定位,一场史称“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因此开始大踏步推进。 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恭亲王代表中国政府,正式邀请他“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大清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进行“战略对话”。这一外交史上的创举,令世界惊叹。 大清特使蒲安臣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他以一种特殊身份,与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国务卿西华德举行了多次“战略对话”,最终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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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蒲安臣: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Edit 0 1… Origin: http://www.diggner.com/show.php?tid=498 Content: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美国波士顿。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这个城市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为一位美国外交家送行。由军人和警察护卫的灵车,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当地消防队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缓缓驶过街道。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墙壁上,也交叉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黄龙旗,USA和CHINA是今天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遥远的北京,大清国的中央领导核心、恭亲王奕讠斤,虽然并不知道丧礼的确切议程,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个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也是大清国的洋干部,并且在为大清国出使俄罗斯时,“捐躯于异国”(使团成员志刚语)。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伸手摸世界 在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坚合众国派驻大清国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此时,恭亲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率领大清国代表团遍访各签约国。 这一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大清国,内乱与外患都暂时消弭了,除了将精力放在以军事变革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之外,恭亲王率领的本届政府,也着重调整中国的外交格局,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当然列强都是不请自来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睁眼看世界”外,还要“伸手摸世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提到:“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又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血的教训,可以断定列强们必然会提出种种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觐见中国皇帝,三跪九叩。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觐见,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外交创举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恭亲王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蒲安臣。 蒲安臣18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了没几年律师后进入政坛,积极宣扬反奴隶制度,与后来担任总统的林肯关系密切。 35岁(1855年)那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声名鹊起。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蒲安臣行至巴黎准备上任时,却传来消息,这一任命遭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坚决拒绝。原来,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恭亲王代表大清国与列强签订条约,同意列强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林肯便将这一破天荒的职位给了蒲安臣。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却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 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H.B.Morse)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美国“汉奸”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履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当时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鉴定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世对蒲安臣的评价:他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而指责他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条约掀起了华工进入美国的高潮,随即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这些华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责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却很少考虑:正是“蒲安臣条约”的存在,令美国各地的排华行动,面临着法律上的巨大障碍,而排华的主力军,正是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美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勤劳、安分、灵巧的中国工人竞争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而美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下,根据条约及美国国内法律,不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武装保护华工,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在反华者的巨大压力下,国会数次通过排华法案,却最终都搁浅在“蒲安臣条约”上,可以肯定那些排华者必定跳着脚大骂蒲安臣为“汉奸卖国贼”,直到“蒲安臣条约”期限过后,美国的排华才上升到立法层面。 “殉职”俄罗斯 蒲安臣使团,承担的是遍访列国的任务。从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1月蒲安臣被俄罗斯的严寒击倒,他们一直在各国游说,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根据同行的使臣志刚记载,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担心与俄国的交涉,俄中毗连陆地数万里,这远远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担心“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担心“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于是“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终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这是第一个殉职在大清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传来,恭亲王立即请示慈禧太后,对蒲安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优厚抚恤。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为蒲安臣举行了第一个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用专轮运回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也予以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的评论。 当蒲安臣还在英国时,赫德曾给他写信说:“有一个伟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给中国十足的评价,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对个人的信誉也是有贡献的。”蒲安臣自己也说:“当这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并要请这个最年轻国家(指美国)的代表,来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个使命并不是能够通过恳求得到或是拒绝得了的。” 可以说,他的哀荣,绝对不是来自于他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身份,而是来自于东方那条挣扎着想腾飞的巨龙,以及巨龙阴影下那个低调的运筹帷幄者—— 37岁的恭亲王。 文/雪珥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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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外国人做中国使团的领队-

蒲安臣:外国人做中国使团的领队  Edit 0 2… Origin: http://www.plcsky.com/ls/zjjd/129714.shtml Source: 中国文化报 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使馆中 Content: 清政府1868年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可是这个使团却是由一个外国人——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的,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同时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乃形势所迫,并颇具戏剧性。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同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并非正式遣使。 当时,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尤其是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䜣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䜣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于是总理衙门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即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对于蒲安臣使团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中国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有限制蒲安臣权限的如意算盘,向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8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未授予其订约之权。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如在美国,蒲安臣多次单独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秘密会谈,商订有利于美国输入华工及在华贸易、传教的《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中国官员直到举行签约仪式时,才被请去出席并画押、盖印,清政府事后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在前期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主要活动是参观游览。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我们还可以把蒲安臣使团与日本岩仓使节团作一个比较。岩仓使节团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于1871年12月出发,先后访问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至1873年9月归国。表面上看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时间与路线差不多,蒲安臣使团还比岩仓使节团先走一步,出发早三年多,在外时间长近一年,只是访问国家少一个。但是两个使团的目的任务、成员、表现以及所起作用影响却大不相同。中国蒲安臣使团的任务只是了解外情,笼络各国,劝阻修约。而日本岩仓使节团却是肩负着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并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大使命。中国使团竟请一位外国人来率领,两名中国代表也只是级别不高的官员,出发前也没做认真准备。而日本使团则集中了明治政府的权贵和要员,特命全权大使是明治政府首脑之一右大臣岩仓具视,副使则是明治政府实权人物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高官。此外还有一批藩主、随员和留学生等精英人物。岩仓使节团不仅规格高、规模大,而且在出发前做了充分准备,拟订了考察大纲并有分工,如岩仓重点考察各国帝室制度,木户考察各国宪政,大久保则考察各国工商业状况等。使团在欧美各国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写出一批调查报告。因此两个使团的效果影响也大不一样,蒲安臣使团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岩仓使节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认真考察调研,认清世界潮流,明确日本改革发展的方向,回国后大力提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和日本近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的表面上的承诺。《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在出访期间他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国时的交涉。参加蒲安臣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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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与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861-1870)

蒲安臣与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861-1870)  Edit 0 1… Origin: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00-2009178903.htm Author: 郭翠翠 / 东北师范大学 Date: 2009 Summary: Paper in Folder 重要外交人物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两国关系发生微妙甚至明显的变化。蒲安臣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出现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当时以及后来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对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改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以蒲安臣为切入点,通过论述他在担任驻华公使期间以及代表中国出使欧美期间的言行,来认识他对当时中美关系的影响。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担任驻华公使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该部分主要论述蒲安臣倡导和推行“合作”政策、调停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措施。他的这些言行不仅使美国在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还体现出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以往追随英国,变得独立起来,美国的声望有了很大的提高,中美关系不仅在形式上有了改变,在本质上也与以往不同,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因此达到了一个高峰;第二部分,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各国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对当时中美关系的影响。这部分主要论述蒲安臣按照西方的礼仪来行事、代表中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发表演说、与欧洲国家谈判、为中国争取利益。这一系列活动不仅动摇了中国的传统礼仪制度,也有利于西方国家改变对中国的错误认识,保持中国的独立和自主,从而使得中美关系在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中良好发展。 【关键词】:蒲安臣 中美关系 合作政策 《中美续增条约》 蒲安臣使团 【学位授予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K256 【DOI】:CNKI:CDMD:2.2009.178903 【目录】: 中文摘要4-5 英文摘要5-7 引言7-12 一、担任驻华公使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2-31 (一) 蒲安臣来华时的社会背景及其生平简介12-15 (二) 积极应对有关中美关系的事务——推行“合作政策”15-21 (三) 热心调停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21-25 (四) 努力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举措25-31 二、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31-54 (一) 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的原因分析31-35 (二) 使团人员的安排、要求和出使行程35-38 (三) 蒲安臣在美国的演讲38-40 (四) 《蒲安臣条约》的签订40-46 (五) 出使欧洲国家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取得的成果46-54 结语54-56 参考文献56-62 后记62 全文下载: https://www.burlingame.cmain.org/file/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洋人蒲安臣.caj (下载本文按0.5元/页收费,欢迎使用在线咨询) CAJViewer7.0阅读器支持所有CNKI文件格式,AdobeReader仅支持PDF格式 英孚海外短期留学+旅游,免费索取课程介绍! 中国知网招聘:广告策划、软件工程师、业务管理员 【相似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项立岭;怎样向前推进?——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世界历史;1980年05期 2 向荣;论“门户开放”政策[J];世界历史;1980年05期 3 项立岭;美国与中国的抗日战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3期 4 陈胜粦;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上)——兼论清代闭关政策的破产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5 邓蜀生;;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 兼谈美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读书;1980年06期 6 柯可;评《美国通史简编》[J];世界历史;1981年01期 7 郝贵远;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几种不同看法[J];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01期 8 李守郡;浅谈美国早期对华鸦片贸易[J];历史档案;1983年02期 9 郝贵远;美国排华问题初探[J];历史档案;1983年04期 10 李其荣;;关于美国华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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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 Chouban yiwu shimo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 Chouban yiwu shimo  Edit 0 4… Source: 国家图书馆? Origin: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858564.html?from=isnom (PDF1)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03639.html?from=isnom (PDF2)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859169.html?from=isnom (PDF3)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85896.html (RAR1)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86151.html (RAR 2)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86949.html (RAR 3) Summary: 卷50 、51 、51 、52 、52 、55 51:27b Before the Qing court 清 set up an institution for foreign affairs, the ambassadors or rather representants of foreign countries were dealt with as tributary missionaries of “barbarians” (yi 夷). In a large colle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 countless details of foreign affairs from the Daoguang period (Daoguang 16 = 1836) on are revealed, describing how the Qing court dealt with the problems of foreign intrus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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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蒲安臣

百度百科:蒲安臣  Edit 0 1… Origin: http://baike.baidu.com/view/685490.htm Source: Baidu 百科 Content: 蒲安臣 [蒲安臣 1860年摄于美国纽约] 蒲安臣 1860年摄于美国纽约 (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还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 生平 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1823年随父母移居俄亥俄州,10年后再移居密西根州。从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分校学习。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後,他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为美国自由土地党(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於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讲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853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那时他加入了一无所知运动(Know-Nothing movement)。 不久,美国全国对奴隶制度产生激烈的争议。蒲安臣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由於他的帮助,该党在麻萨诸塞州成立。1855年,他进入美国国会,当了6年的国会众议员(1855年—1861年)。 美国驻华公使 1861年6月14日,林肯总统就职后不久,任命蒲安臣为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任期共有6 年。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到达北京,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相对於俄、法、德等国的横暴而言,美国的对华态度赢得清政府的好感,对蒲安臣也具有特别的信任。蒲安臣还曾协助中国,对付英国人李泰国。[1] 安德鲁·詹森 中国首任使节 1867年11月27日,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嗣後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但是苦於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节问题感到十分为难。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奏摺,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友好人士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这个意见随即被采纳。 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第一个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随同出访的还有两名中国官员: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蒲安臣的两名副手:左协理是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Brown),右协理是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E.de Champs)。为这次出访,蒲安臣还受委托设计了中国第一面国旗。 美国 1868年4月初,蒲安臣使团到达旧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 6月2日,使团到达华盛顿,次日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月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詹森在华盛顿接受了中国的首封国书。他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解决了内战後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维多利亚女王 英国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继续以「中国钦差」身份,到达英国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正在蒲安臣使团访英期间,12月4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获胜,葛莱斯东任首相,克拉兰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12 月26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兰敦发表一份自制性的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并且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蒲安臣在英国大体上完成了使命,达成了既定目标。1869年1月1日,蒲安臣以中国使臣的名义复信,表示完全同意。 拿破仑三世 法国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法国一向反对美国的「不割让主义」,但由於英国已经表示了采纳修约缓进政策,法国也只得与英国保持一致(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向驻法英使表明态度)。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但是由於反对势力强大,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後停留了半年多,仍然无法取得任何成果。既未能取得象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象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只好失望的离开法国。 普鲁士 俾斯麦使团于1869年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离开斯得哥尔摩,10月30日离开丹麦,11月18日离开荷兰,1870年1月前往柏林。在柏林,蒲安臣顺利地完成了谈判;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发表了与英国类似的对中国有利的声明。 俄国 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当时俄国与英国在亚洲争霸,与後起的美国关系相对友好。但是沙皇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日夜焦思: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于会见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势日加。 去世 亚历山大二世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圣彼得堡突然逝世,终年50岁。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授与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身後 今天,在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个 Burlingame建立於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下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注释 ^ 在他任公使时期,有一次一位美国人在中国为非作歹,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不少麻烦,蒲安臣在听了中国受害人的证词後,立即以公使身份命令将那位美籍犯人处以死刑,拖出去吊死。 参考书目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造使出国》 志刚:《初使泰西记》 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其主题就是反改革反开放并与世界进步潮流抗争的历史。几十年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历史知识,其实都是些扭曲了的资料集锦,加上诸多谎言。其实马克思先生早就定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何为旧中国呢?他定义为:“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马克思先生没有半个字表示过对于清廷的同情,相反,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领会他鄙视那个天朝的心态。我设想,倘若当年马克思先生执掌权力,他会更坚决地彻底摧毁大清王朝,丝毫也不会像英国资产阶级政权那样手下留情。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绝对不会找到我们的未来。举个例子说吧,中国近代的贫弱状态,究竟是自己折腾导致还是列强入侵导致?教科书的训导就是后者。其实,把中国的贫弱状态推到列强入侵头上,是儒家“讳过”文化极没出息的狡辩。中国的贫弱状况是腐朽的体制与文化导致,恰恰相反,列强入侵带给中国的反倒是强大与进步的机遇,中国人自己拒绝了这个机遇。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西方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但从技术角度看,他们也才从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时代迈入科学证实并指导工业发展的阶段。近代化的钢铁工业刚刚开始;化学工业几乎为零;铁路建设初步踏入规模发展;机动轮船尚没能完全取代帆船。中国如果能奋起直追,直接利用西方摸索出来的先进方法,未必会越落越后。当时比中国贫弱得多的日本就这样做了,1860年,日本特使为交换不平等的《日美通商条约》乘美国军舰赴美,刚学会航海的日本人从荷兰购回250吨的“咸临丸”随行,完成了日本人首次自驾轮船横渡太平洋的航行。反观中国,连坐轮船远航的勇气也无,直到1876年郭嵩焘始出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坐轮船出洋的中国驻外国大使。当他出使归来回家乡湖南省亲时,却遭到乡亲们唾骂:一个竟敢出国的洋奴!甚至连他乘坐回家的官船也被“爱国乡亲”们烧掉了。《南京条约》签罢,举国回归酣梦,魏源在林则徐支持下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流传至日本却大受欢迎,自天皇以下,要员们纷纷以读此书为荣,一版再版亦供不应求。英法联军中一位英军军官参加过鸦片战争,他对于清军二十年来无论武器、训练、战术都毫无变化感到不可思议。还是那个郭嵩焘,出使途经香港时对于那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繁荣程度都感到瞠目结舌;回顾广州,三十多年来旧貌依然。可香港居民基本上都是这三十多年从广东迁居过来的,换了个体制而已。郭嵩焘只能感叹亦嘘唏。美国传教士雅裨里写道:“中国啊中国,我们终于又置于这个帝国,这黑暗的地域,这死寂的帝国,你沉寂的黑夜啊何时才是尽头!” 文人们一直在批判不平等条约,这无可厚非。然而他们似乎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中西冲突的核心正是坚持不平等与要求平等的碰撞。清廷坚持华夷体系,即中国是高高在上的中央帝国,其他各国都必须处于朝贡者地位;英国坚持条约体系,即国家间对等的原则和履行条约的原则。如此,事情的本质是:清廷捍卫的正是国家间不平等,英国谋求的恰是国家间平等。鉴于完全平等事实上不可能,换言之,清廷捍卫的是绝对不平等地位,英国谋求的是相对平等地位。而且,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政体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它的终极目标必须是平等关系,只有平等关系才能维系民主政体的存在与延续;同样,专制政体的根本利益注定它只有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一旦平等关系成立,专制政体必然会灭亡。我们且不提以前英国几次未成功的派遣使团欲与清廷建立平等交往关系的史实,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在中国的遭遇,尽显谋求国家间平等的努力在坚持不平等关系的傲慢面前碰壁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的本质在于清廷坚持的对华夷体系在坚船利炮打击之下受到挫折。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稍嫌不足的是马克思先生乐观了一点,中华传统文化这具棺材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它具有顽强的自愈能力,站在清廷立场上谈论近代历史的中国文人至今多如牛毛,一方面反映出传统之顽固禀性,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中国纳入世界潮流还有许多艰难。当年的美国人似乎也同马克思一样过于乐观,1842年泰勒总统向国会报告了《南京条约》的内容,美国人于是立即决定要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 1843年7月,以克勒勃.顾盛为首的美国使团从波士顿启程,国务卿韦伯斯特给他的训示是:首要任务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到与英国商人享受的同等待遇,也即国际通行的最惠国待遇;如果可行的话,最好争取到北京面见皇帝陛下,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书,发展中美两国间友谊和商业交流。国务卿特别强调:要不断地向中方声明,美国政府要求美国船只和人员服从中国的法规,如果任何美国人违反众所周知的贸易法规,美国政府决不会为了保护他们的非法行为而干预。中国文人们谴责美国迫使清廷在《中美望厦条约》开创了领事裁判权先例,就有点莫名其妙。美国方面原本提出的草案明确表示进入中国水域的美国船只、人员统由中国政府管辖,然而谈判的中方代表耆英与复审条约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商量后,认为中国应避免卷入外国之间的麻烦,美国船只与英国船只在广州不断有纠纷甚至诉讼,广州官府就从不受理。于是确定条约必须拒绝管辖美国船只和人员,让美国领事馆去管,给予领事裁判权有利于“杜民夷之争”。耆英谈判的惟一目的仅在于坚决拒绝美国使团进京,因为美国使团不同意以朝贡国的地位“朝觐”,而要求以平等国家使团地位进京,这有违旧制。在使团尚未抵达时,清廷就已连下数道上谕,令各地禁止美国使团上岸,但不得动武,只许其滞留广东,条约之类均由耆英等“酌办”。如此,耆英等除了坚持不许美国使团进京之外,其他一概好商量;美国方面除了让步不再要求进京之外,还接受了中方赠予的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没有任何一个字是美方“胁迫”的,完全是清廷坚持华夷体系,恪守“天朝定制”的结果。道光皇帝对此约签订兴奋异常,甚至认为美国人是来归顺天朝的,不仅下旨赏赐耆英等,还下旨嘉奖美国使团,表彰他们遵从“天朝定制”的功勋。 清廷为维持华夷关系始终拒绝外国公使驻京。清廷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打破中国传统习惯,特别他们会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将会破坏“祖宗定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58年6月28日中英订立《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二款:“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中国这才被迫同意“公使驻京”。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最先到达北京。次日,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7月8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1862年7月20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到达北京。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是第一批驻京的外国使臣。咸丰帝曾于1862年1 月20日下旨批准奕?等奏章:“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防。”咸丰谕旨中加了“通商”两字,显然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责限定在通商的范围,后因奕?再次上奏说明,才准奏删去“通商”二字。可见清廷步步为营捍卫华夷关系的韧劲。到了同治年间,由于中西关系的大为改善,外国驻京的公使也开始大量增加,除了最早的四国公使外,又增加了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日本、荷兰等国的公使,北京的东交民巷也就开始成了中国著名的外国使馆区,从而也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流。其中,美国公使蒲安臣不仅是第一位驻华的公使,同时也是林肯总统的政治盟友,美国著名的人权主义者,反对蓄奴的斗士。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该党创始人之一。1856年6月2日他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为助林肯选举辞去议员职位,曾被林肯派驻奥地利,奥国以他曾发表激烈支持波兰革命者演说而拒绝入境,这样才改派为驻中国公使。他也因此成为帮助中国认识世界的第一位外国人。 辛酉政变后,中国过去的那种完全敌视西方的政策在程度上开始有所缓和,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这些最高决策者开始认识在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鸵乌政策,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的,开始主张对西方各国采取“合作政策”。奕?提出的对外信睦的政策,也得到当时朝廷许多大臣的响应。西方各国公使驻京,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同当时清廷的政策相吻合。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沃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2月,西沃德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持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蒲安臣到了中国即开始把美国对华的“合作政策”做为其外交的基础,蒲解释“合作政策”的内容是:“鼓励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的努力;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租界以及不用任何方式干预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努力在中国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此取代武力外交。”后来这个政策也开始影响到其它一些西方国家。这里稍微提一下清廷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情况,文人们一贯以此例证明列强把持海关侵犯了中国主权。然而他们也一贯回避这样的事实:赫德大刀阔斧地整顿了清廷腐败的海关机构,帮助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海关体制。赫德以前海关岁入从未超过三百万两白银,赫德使这个岁入超过了三千万两白银,究竟算是伤害还是帮助?又,中国文人们故意将“合作政策”译成“合伙政策”,然后随心所欲地指责其同英法等携手掠夺中国。事实上,来华的外国人绝大多数虔诚地奉仰基督教济世助贫观念,一心希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弱状态,只需从利马窦开始的传教士们竭尽全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行动中就足以证明。然而,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辨”始终抵御一切外来的思想学说,不用说别的,如今深受剧作家喜爱的纪晓岚大学士,在他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中,不仅大量篡改于清廷不利的历史资料,还大言不惭地攻击利马窦传播的科学知识,称世界有五大洲乃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蒲安臣提出与中国的“合作政策”也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英国当时的对华贸易总值占70%以上,为了维持与中国当时已经取得贸易成果,英国支持美国提出的“合作政策”,不过也有议论认为是柯莱伦顿勋爵在受了蒲安臣催眠术般的蛊惑后忽然离经叛道的结果。俄国政府此前是在中国取得最大实利的国家,曾割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需要有一段时间巩固他的利益,其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向蒲安臣表示:“俄国不再希图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若是能把西方文明象接枝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与他人合作,那末就觉得太愉快了。”法国新任驻华公使伯尔德密在1863年到任,“他是一位度量宽宏,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抛却一切猜忌并在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问题上采取合作政策的利益。”获得这几个大国支持,蒲安臣1863年4月18日向国务卿西沃德报告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这个 “合作政策”使清廷感觉放心,中西关系第一次出现缓和的迹象。为帮助与西方刚刚开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1865年8月,蒲安臣把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韦登所著《万国律例》,送给总理衙门“参酌援引”。《万国律例》首次使中国看到西方国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总理衙门得到此书后非常重视,奕?等人认为:“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奏请刊刻。8月30日得到两宫皇太后的批准。1865年京师同文馆以《万国公法》之名正式出版此书,《万国公法》凡例之四称:“是书之译汉文也,本系美国丁韪良视其理足义备,恩于中外不无裨益,因与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定海曹景荣略译数卷,呈总理训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而且,书还没印就产生了效果: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刚从《万国法原理》得知“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的国际法地位,随即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赔偿金,并奉称恭亲王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 李福斯事件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他开始相信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此举,法国代办哥士耆就坚决反对,他对蒲安臣说:“这家伙(丁韪良)到底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的麻烦的。”蒲安臣没有理会他,始终坚持说服清廷要员,摒弃陈腐的华夷关系理念,融入世界进步潮流中去。 为使中国成为遵法国家,并建立现代工商业,西方在华人员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如,1865年11 月,赫德送给总理衙门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意见书,他在文章中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按照“章程”办理一切对外事务。文章称:“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违约,即有问故之患。” “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 “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致后为人所勉强者。”赫德的原则是法制国家的基础。由于中国 “皇权”大于一切,自然根本不会把条约和法律当回事。在文章后部赫德还具体提出一些中国应该早办的事情,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项,他建议中国应该修铁路、办工厂、办电报、设银行、承航运等,这无疑是向清廷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建议,应该说这些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 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命使馆参赞威妥玛写了《新议略论》送给总理衙门。此文同样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许为相保。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训中外互结一也。”如果不照条约行事,难免外国“干预”。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还给当时的清政府指出两种可能:“嗣后中国不久必须择定两节之一,或自招外国协同去弊兴利,可以永保主权,或以仍旧怀疑杜绝,外国亦以疑心相对。”威妥玛也提出清政府应允许在中国 “各省开设铁路,飞线(电报),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法,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货,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文章写道:“各国代谋诸事,不惟于中国无损,反于中国有益。虽谓于外国有益,实地中国更大益。何则?中国果能听议各国人民进华,固能取益,而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权亦能永保不移。”这样“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也。”。这些,本质上都是力图使清廷摆脱华夷关系,采纳条约关系的建议,在腐儒浸淫深广的中国,认同者至多“万众之内或有一二”而已。应该说,赫德、威妥玛等人的本意是想使中国开放、富强起来。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清廷起过一些作用。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尝试着派出一些观光性的考察人员,1866年春,赫德回国休假半年,行前请奕?酌派同文馆一至二人随其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奕?觉得“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于是派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赫德前往,游历了伦敦、伯明翰、哥本哈根、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等地。 美国公使蒲安臣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经数年不懈努力游说华洋友好,清政府对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别好感和信任。丹涅特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恭亲王奕?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说,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如蒙俞允,诸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朝廷批复: “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由于当初中国还没有懂外交的官员,聘一些熟悉外交并与中国友好的外国人来行使此责,既不失体统又可获外交实利是清廷觉得比较两全的办法。 引证两项资料: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丁韪良根据其所作翻译记录叙述说:蒲安臣“辞行,恭亲王邀我充任翻译。”“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说:‘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经过欧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复后。恭亲王请其向巴黎和伦敦两政府,尤其是伦敦政府,代中国说项。”“‘总之,你就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接着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丁韪良:《中国春秋》)对此,赫德的自述说:“我自从1861年到达北京以后,即曾向总理衙门力陈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并且我所谈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能再比在每个条约国家的王廷建立常驻使节的需要,更为强调,更为频繁的了。……第一步,我于1866年劝请总理衙门派遣斌老爷同我一起前往欧洲。事实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了。……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北华捷报》1869年11月9日载,赫德:《中国事务纪略》) 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又担心“英法二国置之不论,诚恐伊等不无疑虑”,决定加派英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法籍海关税务司职员德善为“右协理”;应奕?等人奏请,着赏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品顶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样,亦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遗憾的是,总理衙门以及各朝廷重臣在讨论使团之使命时,竟然全部精力都花在礼仪问题上,国家利益及主权等事务居然没花什么时间予以研究。在儒家道统看来,“隆礼”不但是人们言行的标准,而且还是政治等级不可冒犯的制度、治国之本。最终作以下权限规定:一、“此次中国所派之员,将来到各国时,似可暂毋庸相见,或偶尔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俟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二、“令蒲安臣每抵一国,即将国书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且言明将来有约之国,如有国书,或由贵大臣赍回,或交往驻京各大臣转呈中国,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三、“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即亦不为遥制,但务顺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四、“凡有如中国禁地及一切妨碍国体之事,仍望贵大臣照中国体制,不必举行”;五、“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即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酌夺妥当,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设有重大事情,亦须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使团一行三十人,于1868年2月25日由上海出发,4月初抵旧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词中称,他此次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在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上。“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它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来临。” 使团6月2日绕过巴拿马到达华盛顿。蒲安臣抛开总理衙门的礼仪规定,抓住“有益无损事宜”可以酌夺之规定,精心安排了按照国际惯例的主权国家外交礼仪,特意设计制作了第一面黄色的中国国旗,志刚记述:“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它于是成为中国第一次作为主权国家出现在国际社会的标识。1859年年底,美国公使致函桂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引发,皆因中国无国旗所致。他建议中国沿用国际惯例设计自己的国旗。但清廷根本不理解国旗的意义,以为是识别旗号而已,遂准桂良颁令以后大清船舶、军舰可升挂黄龙旗号,以与他船有别。3日,使团拜访西沃德国务卿,6日,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蒲安臣郑重地向总统递出中国第一份国书。10日,参加总统主持的欢迎国宴。6月28日,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再次发表演说,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说:“中国睁开它的眼睛了。……它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 7月28日,蒲安臣完全不顾总理衙门的限令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西沃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清史稿》记述:“蒲安臣等至美递国书,并增定条约,其要目有八:一,美国与他国失和,不得在中国洋面夺货劫人;二,除原定贸易章程外,与美商另开贸易之路,皆由中国作主;三,中国派领事驻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异,两国不得稍有屈抑;五,两国人民互相往来游历,不得用法勉强招致;六,两国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优之国利益均?;七,两国人民往来游学,照最优之国优待,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八,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中国内治之权。”1869年11月,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批准书时,总理衙门虽为蒲安臣越权恼火,但因为此约毕竟是中国首个对等条约,且内容亦有利,准予成立。《清史稿》称:“其时曾国?等鉴于道、咸间条约失利,特建议遣使往订此约,于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预防干涉内治云。”条约的主要内容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美两国自此开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对中国最大的益处,是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首先大谈这个条约保全中国领土及主权的不割让主义;强调美国对这一政策的领导地位。他说:“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反对治外法权主义的要求,……由于在华的外人及其财产,受各该外国的法权管辖,他们就认为彼此有在中国领水内互相攻击的权利。这一个条约,阻碍了这一切无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各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他们自己的人民,管辖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管辖中国和其它外国的人民。……现在这个条约,将这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都一笔勾消了。” “这个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了。……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条约的第八款中规定:“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指电报等)、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项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准精练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蒲安臣在波士顿诠释此条时说:“外国人在中国,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而且,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个条约,宣布这一切要求,概归无效。这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蒲安臣条约》改变了清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态度。历来中国政府与社会均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剿灭在海外的华人。清政府延续禁海政策,颁布了《南洋渡航禁止令》,尤其是在雍正五年的上谕竟做出了禁止华侨归国的规定。1858年中美签订《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杜邦与直隶总督谭廷襄之间对话充分反映了清廷对出海之人的蔑视,这是华夷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杜邦:“希望中国遣派一些领事到美国,以便照料在美之华人。” 谭:“敝国向例不遣派官员赴外国。” 杜邦:“但贵国人民居留太平洋彼岸者,人数甚多,不少于数十万。” 谭:“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 杜邦:“惟此等华人已在敝国开采金矿之故,富有者甚众,似有加以照顾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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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张德彝

百度百科 张德彝  Edit 0 3… Source: 百度百科 Origin: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0920.htm Content: 百科名片 张德彝(1847–1918),又名张德明,字在初,一字俊峰,满族.祖籍盛京铁岭(今辽宁铁岭河西蔡牛乡张家庄),清初编入汉军镶黄旗。他一生八次出 国,在国外度过二十七个念头。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依次成辑《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约二百万字。 其中《航海述奇》和《四述奇》曾有人传抄印行,其余均未发表过。张德彝去世后,他的后人恐先人手稿遭受损失,一九五一年将手稿送交人民政府保管,存放在北 京图书馆柏林寺书库内。 简介 他首译电报、自行车、螺丝等至今仍被中国人沿用的科技名词;首次向中国同胞介绍蒸汽机、升降机、缝纫机、收割机、管道煤气、标点符号,乃至巧克力……人物生平  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张德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族人家庭, 自幼家境贫困,在舅父的帮助下读了一点私塾。但他“性聪颖……年未弱冠,慷慨有四方志”。所以读书刻苦,锲而不舍。在十五岁那年,竟凭着自己的学 习成绩考上了当时我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是这所学校仅有的十名学员之一。后经三年苦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曾任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中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张德明十九岁时被清政府委派 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出国旅游团,去欧洲观光。他随团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十个国家,饱览了世界风情。在闭关自守的清王朝之外,竟有如此文明开化的另一天地!这活生生的现实使他大开眼界,本来这次出国清政府目的是为了了解洋人内情“探其利弊”,把主要注意力 集中到了对泰西(欧洲)新奇文化的观察上,其中对戏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写出《航海述奇》,详细记载了他的观察见闻,许多戏剧活动的记载形 象记述了欧洲戏剧活动盛况。他是我国第一个介绍欧美戏剧的人。 此后,张德明又多次出国周游世界。1868年他随使团当翻译,中国第一次派外交使团访问欧 美;1870年又随使团任随员再度赴法,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专使到西欧国家办交涉;1876年随公使作译官驻英国,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公使;1887年 任随员又去法国;1896年任参赞到日本;1902年受赏二品官衔,出任英国大使;1906年功告回国。辛亥革命以后,于1918年病故于北京,享年72 岁。张德彝于1904年代表清政府在英国伦敦签定《保工章程》,没有给英国人任何在华特权。 人物经历 他是目击巴黎公社革命的中国人 张德明一生八次出国,以日记体随笔式记录他的新奇见闻,他是 目击巴黎公社革命的中国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中国还处于在清朝同治年间,中外交流极少,在中国国内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巴黎公社的反映。但是就在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一天,恰好张德明进入巴黎,成了这场社会变革的目击者。1870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法国,张德彝为随从英文翻译。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 日,即公元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先到巴黎洽租房屋,第二天就目击了这场惊天动地的事变。 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书库内,发现了张德彝七十八册日记手稿本,除《七述奇》遗失外,都保存完好,并发现《三述奇》中有目击巴黎公社革命的最大记载。这一意外的发现,引起了中国和法国史学界人士的注意。(图为巴 黎 公 社 革 命) 张德彝在《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中,记述了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从公社战士的街垒战,旺多姆 圆柱被拆除等历史性场面,不仅和正式记载相符,而且有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如所记巴黎街垒:“各巷口多筑土石墙,几案墙,又有木筐墙,系以荆柳编筐,内盛 零碎什物,堆垒成台,炮子虽入,含而不出”。又如他写到凡尔赛军队被俘战士疯狂镇压:“皆黑布蒙头,以枪毙之”。而公社战士视死如归,英勇不屈。同治十年 四月二十五日(公元1971年6月2日)记:“由楼下解判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尽管张德彝是当 时东方古老封建国家官员,并不同情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巴黎公社的革命,但他却留下了这些凛凛如生的记述,成为珍贵的史料。 [编辑本段]个人著作 著作《四述奇》 意外淘得《四述奇》显见思乡情   刻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作为清初东北第一书院—–铁岭银冈书院捐添经费修斋房碑,其碑阴刻:书院新添书籍其中有《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日记三本》,这正是张德彝的旅欧述奇日记。笔者藏有传抄印行的《四述奇》,是张德明1876年随公使作译官时著述的。这套二函八册由著易 堂仿聚珍版,荣竹坪校阅,张德明好友常瑞,英煦作序及张德明自序,完整的旅欧游历日记。每卷名前提及“铁岭张德明”,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怀念,“亦系不忘所 籍也”(张德明后人张祖铭的“关于先祖的函述”)。 (图为出使欧美的中国使团出发前在北京的合影) 《四述奇》约印行于光绪九年以后,详述张德明从大沽口离岸,同郭嵩焘, 刘锡鸿等人出使欧洲各国境况,或赞其物美,或赞其玩器之精,或详察风土,或周览人情。如述撞船之险:英人对华人污秽折难:更有船上逝者,海葬传教士吴阶斯 诵经推之入海情景。“法国巴黎女皆袒胸露背,裙或红或白,或粉红或葱绿”,见证法国开化的社会:“英国火车客货往来,火车尤利在运货,大国货物多,则生理 必大生理大则利息必倍,利息倍则税理亦增,实为裕国富民之道”,英国铁路运输业发达也有记述。“十七日丁酉阴,英国新创一种夜间照相法,其人用明于天文化 学,由盐卤中查造一火,力与日同,光由喇叭型铜筒内玻璃圈数十者,射入照相处照毕,即以灯光晒成,按日光照相须八九日方成,此法则须一时之工,即可脱稿, 诚为神速矣……”,记述了英国夜间照相法。“二十九日丁酉早阴雨,未正,英棉药商人安山柏来拜,谈及制药之法……”详述药棉制法。其中对 英国男女婚配新婚俗,俄罗斯水师,法国出口货物等欧洲各地风情作了详尽的记述。当年英国邮局印制了带有张德彝彩色画像的明信片,张德彝成为第一个与欧美各 国沟通的大使。 作为铁岭人的张德彝无愧于十九世纪的旅游家,作家,书法家,外交家,翻译家称号,他留下的许多历史珍贵史料值得大家去研究,去学习。 [编辑本段]人物特色 曾经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回忆》中评价晚清的士大夫时感慨地说道:“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却仍然是孩子。” 同样一个丁韪良,在与中国农民交流的时候,却认识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想法。他在北京西山同一 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时,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农夫说道:“当然了”,他边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 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晚清中国面临的是一场源自先进科技的革命。顽固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发明电线电报,却仍然是泱泱大国。 在直接走出国门、接触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晚清士人中,张德彝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自卑”的出身 张德彝(1847年-1918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五岁时考入京师同文馆,为该馆培 养出的第一批译员之一,四年后,他便随同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外派使团斌椿使团出访。随后40年,他虽然没有担任过驻外最高使节,但他始终从事外交和外事活 动。同治七年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时他任通事(翻译),环游了欧美各国;同治九年,钦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专程赴法道歉,他任随员。此间他目睹了巴黎公 社起义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事件。光绪二年(1876年),他出任中国驻英使馆译官,光绪十三年任秘书。后曾一度回国,任光绪皇帝的英 语教师;光绪二十二年,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罗丰禄的参赞;光绪二十七年,以记铭道二品卿衔出英、意、比大臣,光绪三十五年任满回国。他一生中八次出国, 在国外度过了27个春秋。1918年病逝于北京。张德彝陆续把他的见闻写成了八部“述奇”,其一至六和第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出版。惟缺第七部述奇,过去一直认为已遗佚,但最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献中被发现。 张德彝从海外归来后,被派去和同文馆的另一校友沈铎一起做光绪帝的英文老师。中国的皇帝也许是 惟一要求两位教授同时上一门课的人。为了对自己的老师表示尊重,光绪帝允许他们在王爷和大臣们跪见时仍然坐在自己身边。可见张德彝回国后的地位非同一般。 但张德彝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自己的同文馆出身还是充满自卑的。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能算是正途。但为了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只能通过奖励政策鼓 励八旗子弟学习英文。其奖励条款是:每月发给“膏火银”三两,学习优秀者,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授予七、八、九品官职。但即使这样既给钱又给官, 在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开馆时,还是只招收到了10名学生。 同文馆的学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京师的好事者作各种侮蔑、攻击的言辞打击这些入学的学 生:所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所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作为15岁的 汉军镶黄旗子弟的张德彝,固然有勇气面对这种局面,但是,毕竟没有走八股人仕的正途,一生也还是有遗憾的。 他逝世时,有人送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牍,阐 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当为对他的客观正确的评价。而张德彝晚年却并不为自己的经历自豪。他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 术,未人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 张德彝不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其墓志铭曰:“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夫!”张德彝的自卑感来自晚清畸形的社会。他不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固然出于美德,但更多的是社会的畸形环境。如此压抑,的确可悲。 作为“第一”的发现 张德彝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大臣们相比,可能因为没有赋予中外交涉的重任,他对西方的观察视角非常生活化,晚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多来自他的记述,他的许多发现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的细致观察所得。 第一个记录西餐:西餐在鸦片战争前后即已进入中国。而西餐在中国北方出现 相 关 著 作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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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  Edit 0 2… Author: 王开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Source: 人民出版社 .pdf Details Download 632 KB Description: 有关蒲安臣的:(已复印)从屈辱中走向世界 p.474 – 481 目录: 绪论 外交和外交礼仪 一 外交的定义 二 中国古代外交的萌动 三 西方国家的外交雏形和基本定型 四 传统外交和近代外交 五 西方国家的两种不同外交理念 六 礼、仪与礼仪 七 外交礼仪概说 八 中国的重礼传统 九 外交礼仪与民族尊严、国家主权 十 中外传统外交礼仪的异同 第一章 明清天朝大国与东方国家秩序 第一节 中国人的政治秩序观与宗藩制度 一 宗藩制度形成的途径 二 中国皇帝的地位与职任 第二节 清王朝与东方国家秩序 一 清王朝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重建 二 清王朝与藩属国交往礼仪的规定 第三节 清政府与西欧早期来华外国使团的交往礼仪 一 明末清初葡萄牙、西班牙使臣来华的交往礼仪 二 清朝初年荷兰使臣来华的交往礼仪 第二章 清朝初期中俄两国外交使团的交往礼仪 第一节 从巴伊科夫、阿勃林到米洛瓦诺夫使团来华 一 巴伊科夫使团来华 二 阿勃林使团来华 三 米洛瓦诺夫使团来华 第二节 尼果赖使团来华 一 只受人迎接,而不迎接任何人 二 破坏中国古制,另立新规 三 故意违拗清延礼仪规制 第三节 义杰斯使团来华 一 是商人,还是使臣 二 退还国书 第四节 伊兹玛依洛夫使团来华 一 伊兹玛依洛夫允行跪拜礼 二 康熙帝的大度优礼 第五节 萨瓦使团来华 一 在礼枪声中进入北京城 二 萨瓦心中的忧愁 第六节 清廷使臣两次使俄 一 托时使团使俄 二 德新使团使俄 第七节 中俄边境上的礼仪之争 一 边境受辱与未雨绸缪 二 责任在谁 第三章 中英外交礼仪冲突的初起 第四章 “平等”与“不平等”的外交礼仪之争 第五章 咸丰朝外国公使驻京及其礼仪问题 第六章 在冲突中转型的外交礼仪 第七章 趋同过程中的悖廖外交礼仪要求 附录 后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已出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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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版中美战略对话-

晚清版中美战略对话  Edit 0 2… Author: 雪珥 Source: 中国经营报 Origin: http://life.cb.com.cn/12724987/20100528/132140_3.html Date: 5/28/2010 Content: 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南中国的海风中猎猎飘扬。 演武亭前方的海岸边,已经搭起了一座巨大的临时建筑,中西合璧,类似欧洲的凯旋门,又类似中国的牌坊。两侧一字排开的立柱上,对称斜插着中美两国国旗。牌坊的两个主塔上,是两国国旗,而中间的横额上,则是由灯泡组成的两国国旗图案,即使在夜晚,也能让国旗熠熠生辉。 这是1908年10月30日,厦门。 在大清海军“飞鹰号”驱逐舰的引领下,8艘涂抹着耀眼白色的美国战舰徐徐进港。在港内迎接的大清主力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此时开始整齐地鸣放19响礼炮,美国军舰则鸣炮还礼,炮声震耳欲聋。 到访的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环游世界的远洋舰队“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以舰身涂抹白漆而得名。这是美利坚面向世界的第一次武力炫耀,而在亚洲,它的威胁目标就是日本。访问中国的,是“大白舰队”的第一、二分舰 队,集中了“大白舰队”一半的主力舰。 1908年11月3日大清政府宴请美军大白舰队官兵的请柬 唐绍仪本来期待的,是与罗斯福总统的战略会谈,一旦缔结三国同盟,整个世界历史将因此而改向…… 1908年 中美德同盟流产 中国政府对“大白舰队”的到访十分重视,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总参谋长(军咨大臣)毓朗亲自主持欢迎仪式。 早在舰队到来前的6月份,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外交部长(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我本人对于美国政府宣布其正 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中国民众也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 的,却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在此前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中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美国对中国的友谊 和重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将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有任何事阻碍这次访问。中国人民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 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停泊在厦门港口的美国军舰,允许大清民众们上舰参观,美国水兵们每天忙着接待脑后拖着大辫子的游客们。 与此同时,美国的报章上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即将到访的中国特使唐绍仪。公开的报道指出,唐绍仪此行是为了感谢美国归还庚子赔款,并且就开发满洲(中国东 北)与美方会谈,而实际上,唐绍仪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对话使命:响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号召,推动和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 中、 美、德三国同盟似乎即将瓜熟蒂落。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网,在唐绍仪尚未启程时,就得悉了情报,并且成功地在唐绍仪途经日本时,将他拖延了一个多月。在这期 间,日本加大外交攻势,对美国多方让步,认可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放弃对美国“排日”政策的杯葛,换来了美国对日本在东北亚特殊地位的认可。 11月5日,唐绍仪从旧金山登陆美国本土,并没有察觉日美的秘密外交。3天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11月30日,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然而,就 在这天中午,日美两国签订了《罗脱-高平协议》,因帝后逝世守国丧而不得剃发剃须的唐绍仪,被迎头打了一闷棍,越发地形容枯槁。 三国同 盟已经化为泡影,唐绍仪的使命从“战略对话”降低为了“战术对话”。到达华盛顿的第三天(12月2日),他与即将卸任的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谈,主题只能围 绕着技术层面展开,双方探讨了美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协助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事宜,并就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进行了探讨。 1909 年1月2日,唐绍仪的靠山袁世凯因“健康原因” 离奇而突然地退居二线。罗斯福总统收到电报后,当天就致信德国皇帝,认为袁的下台,表明“中国人不管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难以执行任何既定政策,我们除了 和他们更为慎重地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选择。” 总统在这封信中解释道,他十分担心三国同盟会被中国误读为美、德的担保,从而刺激中国更为敌视日本,而美国和德国并不能在一场中日冲突中为中国提供任何支 持。 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同一天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久,塔夫脱接任美国总统,在接见唐绍仪时,告诫他今后办理外交务必注意保密。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转引日本高层的评论,认为唐绍仪使命的失败,正在 于低估了日本对美外交的能力和手段。日本抢在唐绍仪之前,与美国签订《罗脱-高平协议》,不仅成功地瓦解了中美德之间的战略同盟构想,而且还成功地让袁世 凯在国内颜面丧尽,逼退了这位最令日本人忌惮的“反日派”。 唐绍仪黯然回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这次美国之行的唯一收获,就是 出席了其次女伊莎贝尔(Isabel)与新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之子亨利(Henry)的婚礼。这个被全美各大报争先报道的婚礼,丝毫也不能掩盖唐绍仪的悲 哀:他本来以为是能促成中国与美国、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场更为光彩夺目的联姻的。 美国公使的“合作政策”,令中国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战略定位;当他转身代表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后,则奠定了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基调…… 1868年 中美蜜月的开始 中美之间,本没什么“战略对话”:天朝大国,连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没看上眼,何况美洲殖民地这小小的“化外之地”。 美国独立之后,竭力在经济上摆脱英国的强力束缚。1784年,“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帆船成功开通纽约到广州的航线,掀起了到中国淘金的狂潮。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很快就越过其他 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蒲安臣,受林肯总统的委派,出任此职。 美国当时的对华战略,还是延续紧跟英法的一贯政策。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给蒲安臣的指令是,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 解,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英、法)一致的。无疑,英、法公使已按促进所有西方国家利益的态度行事。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 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 此时,美国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根本无暇东顾,蒲安臣本人因此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缔造者和实施者。他 将“与英法协商与合作”,扩大到了“与中国协商与合作”,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他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 “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 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 在蒲安臣的主导下,美、英、法、俄四强国,在中国都奉行了“协商合作政策”。当时英国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法国公使柏德尔密(Jules Berthemy)、俄国公使巴留捷克(General L. de Balluseck),连蒲安臣自己,姓氏开头字母均为B,所以,“协商与合作”政策又称“四B政策”。 蒲安臣任内,以自己的行动给大 清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米夷”(当时还沿用日本翻译,称美国为“米国”)形象。1866年8月18日,一艘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到朝鲜进行贸易,遭朝鲜拒绝,发生冲突,对峙十多天后,朝鲜军队发起火攻,舍门将军号被焚毁,包括美国船长、大副在内的水手们全体被杀。 中国官员一看事态严重,表示朝鲜虽是属国,但中国无法对此负责。蒲安臣一方面要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派军舰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急电华盛顿要求阻止军方可能的 武装报复,给中国留足面子和后路。这就是中美和朝美关系史上重要的舍门将军号事件(General Sherman Accident),据说金日成的祖上就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美斗争”,但未得到史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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