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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史关键人物蒲安臣铜像揭幕2018年11月16日

    https://www.burlingame.cmai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Unveiling-of-the-bust-of-Anson-Burlingame美中关系史关键人物蒲安臣铜像揭幕【美国华人圈】.mp4     中國藝術家周立民捐贈蒲安臣雕像 你知道吗硅谷重镇Burlingame 这座城市名称的来历吗?1861年6月14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派Anson Burlingame為驻华大使,之后他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蒲安臣」。1867年11月16日,他在北京任期结束时,他接受清政府委任代表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全权代表。因此,蒲安臣成為唯一的已知使者,回到原来派他的国家,但作為代表另一个国家的大使。 他代表中国与美国谈判达成的1868年《蒲安臣条约》将对双边关系產生持久的影响。与当时如此普遍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该「条约」以「国家平等」為基础,保证了对另一国公民的平等保护的对等性。 如今在这个特殊时期,2018年11月16日,在美国国会议员及加州议员支持下,Burlingame市长市议员发起,Burlingame后人,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任发强及几百位市民聚集在市图书馆纪念条约150週年,同时為中国艺术家周利明製作的Burlingame铜像揭幕,缅怀这位深具前瞻性正直无畏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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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龙之舞 晚清版的中美战略对话

  鹰龙之舞 晚清版的中美战略对话  Edit 0 2… Author: 雪珥 Date: 5/31/2010 Origin: http://blog.163.com/snowswords@yeah/blog/static/121439140201043193948238/?fromHistory Content: 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南中国的海风中猎猎飘扬。 演武亭前方的海岸边,已经搭起了一座巨大的临时建筑,中西合璧,类似欧洲的凯旋门,又类似中国的牌坊。两侧一字散开的立柱上,对称斜插着中美两国国旗。牌坊的两个主塔上,是两国国旗,而中间的横额上,则是灯泡组成的两国国旗图案,即使在夜晚,也能让国旗才熠熠生辉。 这是1908年10月30日,厦门。 在大清海军“飞鹰号”驱逐舰的引领下,8艘涂抹着耀眼白色的美国战舰,披挂满旗,徐徐进港。在港内迎接的大清主力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同样披挂满旗,此时开始整齐地鸣放19响礼炮,美国军舰则鸣炮还礼,炮声震耳欲聋。 到访的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环游世界的远洋舰队“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以舰身涂抹白漆而得名。这是美利坚面向世界的第一次武力炫耀,而在亚洲,它的威胁目标就是日本。访问中国的,是“大白舰队”的第一、二分舰队,集中了“大白舰队”一半的主力舰。 唐绍仪本来期待的,是与罗斯福总统的战略会谈,一旦缔结三国同盟,整个世界历史将因此而改向…… 1908:中美德同盟流产 中国政府对“大白舰队”的到访十分重视,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总参谋长(军咨大臣)毓朗亲自主持欢迎仪式。 早在舰队到来前的6月份,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外交部长(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我本人对于美国政府宣布其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中国民众也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 了,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却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在此前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中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 理解到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和重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将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有任何事阻碍这次访问。中国人 民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停泊在厦门港口的美国军舰,允许大清民众们上舰参观,美国水兵们每天忙着接待脑后拖着大辫子的游客们。 与 此同时,美国的报章上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即将到访的中国特使唐绍仪。公开的报道指出,唐绍仪此行是为了感谢美国归还庚子赔款,并且就开发满洲(中国东北) 与美方会谈,而实际上,唐绍仪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对话使命:响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号召,推动和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为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与唐绍仪举行秘密会谈。 三国已经为此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外交。主持外交工作的袁世凯认为,同盟不仅可以抵英抗法、防俄制日,更能保全龙兴之地东北。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对抗英日同盟,而美国则是对英日俄法四国破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满,同时遏制日本的崛起。“大白舰队”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其目的之一就是向日本示威。此外,美国还做了一连串的动作: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不久担任总统)访华,重申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坚定地奉行“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向中国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则已经做好针对日本的军事准备。 中、美、德三国同盟似乎即将瓜熟蒂落。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网,在唐绍仪尚未启程时,就得悉了情报,并且成功地在唐绍仪途经日本时,将他拖延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日本加大外交攻势,对美国多方让步,认可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放弃对美国“排日”政策的杯葛,换来了美国对日本在东北亚特殊地位的认可。 11月5日,唐绍仪从旧金山登陆美国本土,并没有察觉日美的秘密外交。3天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11月30日,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然而,就在这天中午,日美两国签订了《罗脱-高平协议》,因帝后逝世守国丧而不得剃发剃须的唐绍仪,被迎头打了一闷棍,越发地形容枯槁。 三国同盟已经化为泡影,唐绍仪的使命从“战略对话”降低为了“战术对话”。到达华盛顿的第三天(12月2日),他与即将卸任的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谈,主题只能围绕着技术层面展开,双方探讨了美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协助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事宜,并就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进行了探讨。 1909年1月2日,唐绍仪的靠山袁世凯因“健康原因” 离奇而突然地退居二线。罗斯福总统收到电报后,当天就致信德国皇帝,认为袁的下台,表明“中国人不管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难以执行任何既定政策,我们除了和他们更为慎重地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选择。” 总统在这封信中解释道,他十分担心三国同盟会被中国误读为美、德的担保,从而刺激中国更为敌视日本,而美国和德国并不能在一场中日冲突中为中国提供任何支持。 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同一天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久,塔夫脱接任美国总统,在接见唐绍仪时,告诫他今后办理外交务必注意保密。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转引日本高层的评论,认为唐绍仪使命的失败,正在于低估了日本对美外交的能力和手段。日本抢在唐绍仪之前,与美国签订《罗脱-高平协议》,不仅成功地瓦解了中美德之间的战略同盟构想,而且还成功地让袁世凯在国内颜面丧尽,逼退了这位最令日本人忌惮的“反日派”。 唐绍仪黯然回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这次美国之行的唯一收获,就是出席了其次女伊莎贝尔(Isabel)与新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之子亨利(Henry)的婚礼。这个被全美各大报争先报道的婚礼,丝毫也不能掩盖唐绍仪的悲哀:他本来以为是能促成中国与美国、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场更为光彩夺目的联姻的。 【版权声明】 本博客文章均系雪珥原创,除了非盈利性的网站可自由转载外,其它任何形式的转载都应事先获得书面许可(请使用本博客站内留言功能)。转载者请务必注明“雪珥传播授权转载”的字样及本博客的链接。为了保障雪珥传播及各相关媒体的权益,雪珥传播的法律团队可能会对未经授权的转载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谢谢理解和配合! 美国公使的“合作政策”,令中国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战略定位;当他转身代表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后,则奠定了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基调…… 1868: 中美同志加兄弟 中美之间,本没什么“战略对话”:天朝大国,连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没看上眼,何况美洲殖民地这小小的“化外之地”。 美国独立之后,竭力在经济上摆脱英国的强力束缚。1784年,“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帆船成功开通纽约到广州的航线,掀起了到中国淘金的狂潮。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很快就越过其它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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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蒲安臣: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Edit 0 1… Origin: http://www.diggner.com/show.php?tid=498 Content: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美国波士顿。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这个城市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为一位美国外交家送行。由军人和警察护卫的灵车,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当地消防队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缓缓驶过街道。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墙壁上,也交叉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黄龙旗,USA和CHINA是今天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遥远的北京,大清国的中央领导核心、恭亲王奕讠斤,虽然并不知道丧礼的确切议程,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个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也是大清国的洋干部,并且在为大清国出使俄罗斯时,“捐躯于异国”(使团成员志刚语)。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伸手摸世界 在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坚合众国派驻大清国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此时,恭亲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率领大清国代表团遍访各签约国。 这一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大清国,内乱与外患都暂时消弭了,除了将精力放在以军事变革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之外,恭亲王率领的本届政府,也着重调整中国的外交格局,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当然列强都是不请自来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睁眼看世界”外,还要“伸手摸世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提到:“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又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血的教训,可以断定列强们必然会提出种种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觐见中国皇帝,三跪九叩。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觐见,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外交创举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恭亲王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蒲安臣。 蒲安臣18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了没几年律师后进入政坛,积极宣扬反奴隶制度,与后来担任总统的林肯关系密切。 35岁(1855年)那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声名鹊起。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蒲安臣行至巴黎准备上任时,却传来消息,这一任命遭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坚决拒绝。原来,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恭亲王代表大清国与列强签订条约,同意列强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林肯便将这一破天荒的职位给了蒲安臣。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却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 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H.B.Morse)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美国“汉奸”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履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当时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鉴定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世对蒲安臣的评价:他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而指责他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条约掀起了华工进入美国的高潮,随即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这些华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责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却很少考虑:正是“蒲安臣条约”的存在,令美国各地的排华行动,面临着法律上的巨大障碍,而排华的主力军,正是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美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勤劳、安分、灵巧的中国工人竞争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而美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下,根据条约及美国国内法律,不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武装保护华工,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在反华者的巨大压力下,国会数次通过排华法案,却最终都搁浅在“蒲安臣条约”上,可以肯定那些排华者必定跳着脚大骂蒲安臣为“汉奸卖国贼”,直到“蒲安臣条约”期限过后,美国的排华才上升到立法层面。 “殉职”俄罗斯 蒲安臣使团,承担的是遍访列国的任务。从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1月蒲安臣被俄罗斯的严寒击倒,他们一直在各国游说,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根据同行的使臣志刚记载,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担心与俄国的交涉,俄中毗连陆地数万里,这远远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担心“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担心“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于是“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终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这是第一个殉职在大清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传来,恭亲王立即请示慈禧太后,对蒲安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优厚抚恤。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为蒲安臣举行了第一个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用专轮运回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也予以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的评论。 当蒲安臣还在英国时,赫德曾给他写信说:“有一个伟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给中国十足的评价,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对个人的信誉也是有贡献的。”蒲安臣自己也说:“当这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并要请这个最年轻国家(指美国)的代表,来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个使命并不是能够通过恳求得到或是拒绝得了的。” 可以说,他的哀荣,绝对不是来自于他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身份,而是来自于东方那条挣扎着想腾飞的巨龙,以及巨龙阴影下那个低调的运筹帷幄者—— 37岁的恭亲王。 文/雪珥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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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外国人做中国使团的领队-

蒲安臣:外国人做中国使团的领队  Edit 0 2… Origin: http://www.plcsky.com/ls/zjjd/129714.shtml Source: 中国文化报 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使馆中 Content: 清政府1868年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可是这个使团却是由一个外国人——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的,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同时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乃形势所迫,并颇具戏剧性。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同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并非正式遣使。 当时,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尤其是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䜣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䜣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于是总理衙门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即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对于蒲安臣使团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中国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有限制蒲安臣权限的如意算盘,向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8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未授予其订约之权。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如在美国,蒲安臣多次单独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秘密会谈,商订有利于美国输入华工及在华贸易、传教的《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中国官员直到举行签约仪式时,才被请去出席并画押、盖印,清政府事后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在前期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主要活动是参观游览。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我们还可以把蒲安臣使团与日本岩仓使节团作一个比较。岩仓使节团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于1871年12月出发,先后访问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至1873年9月归国。表面上看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时间与路线差不多,蒲安臣使团还比岩仓使节团先走一步,出发早三年多,在外时间长近一年,只是访问国家少一个。但是两个使团的目的任务、成员、表现以及所起作用影响却大不相同。中国蒲安臣使团的任务只是了解外情,笼络各国,劝阻修约。而日本岩仓使节团却是肩负着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并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大使命。中国使团竟请一位外国人来率领,两名中国代表也只是级别不高的官员,出发前也没做认真准备。而日本使团则集中了明治政府的权贵和要员,特命全权大使是明治政府首脑之一右大臣岩仓具视,副使则是明治政府实权人物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高官。此外还有一批藩主、随员和留学生等精英人物。岩仓使节团不仅规格高、规模大,而且在出发前做了充分准备,拟订了考察大纲并有分工,如岩仓重点考察各国帝室制度,木户考察各国宪政,大久保则考察各国工商业状况等。使团在欧美各国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写出一批调查报告。因此两个使团的效果影响也大不一样,蒲安臣使团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岩仓使节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认真考察调研,认清世界潮流,明确日本改革发展的方向,回国后大力提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和日本近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的表面上的承诺。《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在出访期间他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国时的交涉。参加蒲安臣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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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使团研究 Study on the Anson Burlingame Mission

蒲安臣使团研究 Study on the Anson Burlingame Mission  Edit 1 9… Author: 闵锐武 Source: 中国图书馆 Origin: Only the first 24 pages can be viewed at http://res4.nlc.gov.cn/home/pdfRead.trs?marcid=MDEyMDAyNjc4MTIy&channelid=3&bookid=4000090_05&dataid=drpaper&currentpage=1&pathinfo=734_200&top=a&type=first&subchannel=0&ifPdfReader=0&jumpType=0&filenameSize=5&part=0 Note: This book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for purchase. Here is an online bookstore that has the book. http://book.kongfz.com/s_403/b_90722055/ Content: The Anson Burlingame Mission was the first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western nations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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