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ted posts
-
美中关系史关键人物蒲安臣铜像揭幕2018年11月16日
https://www.burlingame.cmai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Unveiling-of-the-bust-of-Anson-Burlingame美中关系史关键人物蒲安臣铜像揭幕【美国华人圈】.mp4 中國藝術家周立民捐贈蒲安臣雕像 你知道吗硅谷重镇Burlingame 这座城市名称的来历吗?1861年6月14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派Anson Burlingame為驻华大使,之后他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蒲安臣」。1867年11月16日,他在北京任期结束时,他接受清政府委任代表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全权代表。因此,蒲安臣成為唯一的已知使者,回到原来派他的国家,但作為代表另一个国家的大使。 他代表中国与美国谈判达成的1868年《蒲安臣条约》将对双边关系產生持久的影响。与当时如此普遍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该「条约」以「国家平等」為基础,保证了对另一国公民的平等保护的对等性。 如今在这个特殊时期,2018年11月16日,在美国国会议员及加州议员支持下,Burlingame市长市议员发起,Burlingame后人,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任发强及几百位市民聚集在市图书馆纪念条约150週年,同时為中国艺术家周利明製作的Burlingame铜像揭幕,缅怀这位深具前瞻性正直无畏的先驱。 -
鹰龙之舞 晚清版的中美战略对话
鹰龙之舞 晚清版的中美战略对话 Edit 0 2… Author: 雪珥 Date: 5/31/2010 Origin: http://blog.163.com/snowswords@yeah/blog/static/121439140201043193948238/?fromHistory Content: 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南中国的海风中猎猎飘扬。 演武亭前方的海岸边,已经搭起了一座巨大的临时建筑,中西合璧,类似欧洲的凯旋门,又类似中国的牌坊。两侧一字散开的立柱上,对称斜插着中美两国国旗。牌坊的两个主塔上,是两国国旗,而中间的横额上,则是灯泡组成的两国国旗图案,即使在夜晚,也能让国旗才熠熠生辉。 这是1908年10月30日,厦门。 在大清海军“飞鹰号”驱逐舰的引领下,8艘涂抹着耀眼白色的美国战舰,披挂满旗,徐徐进港。在港内迎接的大清主力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同样披挂满旗,此时开始整齐地鸣放19响礼炮,美国军舰则鸣炮还礼,炮声震耳欲聋。 到访的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环游世界的远洋舰队“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以舰身涂抹白漆而得名。这是美利坚面向世界的第一次武力炫耀,而在亚洲,它的威胁目标就是日本。访问中国的,是“大白舰队”的第一、二分舰队,集中了“大白舰队”一半的主力舰。... -
蒲安臣: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蒲安臣: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Edit 0 1… Origin: http://www.diggner.com/show.php?tid=498 Content: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美国波士顿。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这个城市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为一位美国外交家送行。由军人和警察护卫的灵车,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当地消防队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缓缓驶过街道。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墙壁上,也交叉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黄龙旗,USA和CHINA是今天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遥远的北京,大清国的中央领导核心、恭亲王奕讠斤,虽然并不知道丧礼的确切议程,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个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也是大清国的洋干部,并且在为大清国出使俄罗斯时,“捐躯于异国”(使团成员志刚语)。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伸手摸世界 在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坚合众国派驻大清国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此时,恭亲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率领大清国代表团遍访各签约国。 这一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大清国,内乱与外患都暂时消弭了,除了将精力放在以军事变革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之外,恭亲王率领的本届政府,也着重调整中国的外交格局,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当然列强都是不请自来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睁眼看世界”外,还要“伸手摸世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提到:“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又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血的教训,可以断定列强们必然会提出种种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觐见中国皇帝,三跪九叩。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觐见,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Source: 中国经营报
Origin: http://www.cbmedia.cn/html/03/n-57603.html
Date: 5/14/2010
Content: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一对相恋相爱的年轻人,因命运的作弄而难以相守,甚至因爱成仇。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 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奕,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做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 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即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 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 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 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唔,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 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 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是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是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 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 (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 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 “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 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 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但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 “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 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 威望,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 (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 ,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多尔衮、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慈禧太后/醇亲王 奕譞、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 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 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 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 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天平的砝码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间的和谐。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 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而下达,太后们更多地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 “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 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 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儿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 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 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 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 王”头衔(参阅本专栏1月11日《大清总理恭亲王》)。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 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 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 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 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 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 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 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 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1881 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 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参阅本专栏上期《“窝囊”王爷 绵中针》)。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 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 260多岁“高寿”的主要原因?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